合肥村干部受贿大案牵出基层“隐权力”泛滥之忧

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兼安徽省北方置业公司董事长刘怀寅，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928.6万元人民币和3.1万美元，同时还涉嫌侵占村集体资产105万元，私设千万元“小金库”。日前，刘怀寅被法院以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起“村官”受贿案，金额竟达千万！刘怀寅案让合肥市下决心将“三资”清理延伸到基层。2009年8月，合肥市委决定由市纪委牵头，对全市89个乡镇(街道)1209个村(居)集体“三资”(指资金、资产、资源)开展为期一年的集中清理工作。“中纪委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处的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呈现出两个上升态势，即案件绝对数量上升、处分农村党员干部人数占全国处分总人数的比例上升。绝不能轻视基层的‘蚁穴’。”合肥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雍成瀚告诉记者。

监督委发动群众检举，一批村干部蛀虫落马

“三资”清理工作从摸底开始。为核准村一级财政，合肥市用了半年时间进行准备，发放近17种问卷，组织大规模摸底调查6次。在清查工作中，市纪委延伸到村一级的监督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共有1166个村务监督委参加了清理工作。通过监督委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一批严重违法违纪案件浮出水面：庐阳区杏花村街道五里社居委书记邵修贵、主任郑文斌等人，分别涉嫌贪污受贿83.1万元、33.7万元，挪用公款86万元、75万元；长丰县双墩镇花园社居委书记黄梅生涉嫌非法将社居委集体土地转让给房产商、贪污受贿130.4万元……

“监督委开会，群众踊跃反映。查处后，监督委再开会，群众就拿鞭炮过来放。”雍成瀚笑着说，“三资”清理打扫了基层，也提振了民心。

村官“隐权力”失控，集体腐败查处难度大

据了解，此次清理发现的违法违纪案件基本上都发生在城郊结合部，且多半与土地有关。合肥市纪委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在市场化与城镇化的进程中，许多郊区农村成了市区，农村土地的附加值大增，“村官”能够支配的公共资源今非昔比。有的城中村资产上千万，村干部每年经手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收支，手中的“隐权力”越来越大。而长期以来对村干部的权力缺乏约束，使不少腐败“村官”“坐大成势”，基层纪委和司法机关查处起来“力不从心”。

以刘怀寅案为例，刘怀寅多年来村支书、董事长“一肩挑”，其他村干部也多为其一手栽培，给他留下了滥用权力的无限空间，屡屡出现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三大员”相勾结、共同作案的情况。村财务管理尤为混乱，村委会和下属企业的会计、出纳不分家，账、钱、权一人独揽，财务从不公开，管理严重失控。刘怀寅等人利用支配集体资金的机会敛财，藕塘社居委及下属6家公司(合计拥有净资产近3亿元)也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清理工作伊始，合肥就采取“宽严相济”的制度，对自查自纠者，从宽处理；对被查被纠者，从重处理。在这一政策影响下，一些干部及时纠正了错误。在自查自纠中，发现违规违纪问题2248个；在集中核查中，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涉及“三资”的案件68件，56名村(居)干部受到纪律处分。通过清理，全市村(居)集体共核减债权0.8亿元，核减债务2.9亿元，增加集体资产3.1亿元，依纪依法追缴资金8204.2万元。

“三资”清理只是摸摸底，防范小官大贪任重道远

“虽然清理工作已结束，但是村级债务怎么消化？村级债权如何收回？‘三资’清理还只是摸摸底，如何科学、规范地管理，从根上解决小官大贪的问题，才是关键。”雍成瀚说。

为此，合肥市拟于近期下发《关于加强村(居)集体“三资”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各县区要积极推行村(居)集体“三资”委托代理制，在乡镇一级成立以财政部门为牵头单位的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实行资金委托代管、资产统一监管、资源联合协管三种管理方式，进一步健全完善村(居)集体“三资”管理。

为了让村务更加阳光，合肥还建立了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在县区试行村(居)集体产权、建设工程委托代理交易，逐步实现农村集体资产出让、租赁、承包和资源开发利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行公开竞价和招标投标。在长丰县试点的交易中心目前已有几千万的交易。此举也让一些过去因为缺乏监管、程序不科学而不敢放手干的村干部可以盘活闲置资产。

此外，合肥还将推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机制，村(居)重大事项要做到议事决策前广泛征求意见，议事决策中充分发扬民主。

“‘三资’清理作为一项阶段性工作，虽然已告一段落，但是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仍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日前，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在“三资”清理工作暨“阳光村务工程”建设推进大会上强调。本报记者朱磊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