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北京大兴社区化村庄：12个村3年零发案

大兴区村庄社区化管理的首个“试点村”——大生庄村入口处。本报记者 庄庆鸿摄

村里人不“围城”

18岁从河南来到北京的丁霞，曾在北京市海淀区生活了6年，在来到寿保庄村之前，她根本不知道，高楼林立的北京还有“地地道道”的农村。

村口那扇铁栅栏门，已经出现在诸多新闻照片里。在门口登记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后，就可以进去。中国青年报记者没有被查验所写是否属实，离开时也不需登记。

走进那扇门，丁霞就在寿保庄村的主街上开店，卖5岁以下小孩的衣服。她的生活颇为宁静，租住10多平方米的房子，8点开门，晚上10点关门，“主要是外地来的顾客。本地人不多，所以孩子也少”。

她坦然地离开，去拿出入证，留下记者一个人在店里。绿色封塑的《寿保庄村流动人口出入卡》上，有她的照片、姓名、原住址、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

《出入卡》背面写着使用须知：“流动人口到达暂住地当天，必须到暂住地来京人员和出租房屋服务站办理租住登记，3日内必须到派出所办理暂住证。此卡只能本人使用，不得转借，搬离暂住地后交还此卡。”

“就是进大门时需要拿出来看一下，其他时候都不需要。像我这样长住的，门口工作人员都认得，还用得着看吗？经常就是互相一笑就进去了。”

在丁霞心里那笔账上，每月交给村里水费、卫生费一共10元，每月300元房租，500元店面租金，日常开支生活费1000元左右。“主要是衣服、洗头水什么的费钱。你要问我一年攒多少钱？那没有，都在店上面押着呢。”

村里的物价不比北京城里低多少，菜价多在2元上下，最便宜的米2.4元一斤。“我开店比上班好点，自由点，如果是打工，1个月1200多元还不够开支呢。”

“一个人在这儿，我很安心。”丁霞说。

同样来自河南的老李一家，租住的是胡同里较便宜的两间北房，每月房租200元。约10平方米的屋里，床边堆着全部锅碗瓢盆和剩余饭菜，靠着墙边，老两口收回来的红绿旧衣服组成了另一堵密不透风的墙，似乎一扯就会爆发崩塌的洪流。

屋外的灶台勉强被雨棚遮住。“下雨就没办法做饭，打着伞做饭，有时候就吃一顿、两顿。夏天尤其是下午特别热，只有个小电扇在屋里扇。老头子实在受不了了，就到外面木板或地上，躺下就睡。”58岁的妻子说。

这家的大儿子在老家种地，二儿子和儿媳在大兴区做园林工作，三儿子在街边卖水果，在别处住。儿子来了10多年了，老两口来了4年多了，原先在西红门镇上住，去年拆迁后搬来这里。“原来这块都110元、120元房租，现在都涨价啦！”

两个孙辈在附近镇上读小学一年级和三年级，每学期交600元。“刚来北京时，孙女才到我大腿一半高，现在长到胸口这么高了。她普通话说得可标准、可好听了，他们老笑我说不好。”皮肤黝黑的老人笑着说。

老人的脖子后面贴着一大块膏药。“我们老两口一天收废品能挣30元到50元，而一年治病就要花四五千元。儿媳得过癌症，治病也不能不帮。又是呼啦一下”，她人往前一扑双手，伸直重重往下一甩，“钱一下就没啦！”

“但我们一家在这里，比在老家好多了，好太多了。一家人每天回来能团团圆圆，就挺好。”老人笑着说。

村中一些人家除了门牌号，门口还统一贴上了“出租房屋××号”。坐着乘凉的谢大妈家，去年楼房翻新盖了三层，自己装上了防盗门窗，一楼的12个隔间都是租户。

“我们家一间200元，算便宜的。租房的有装修的、个体的、公务员，有河南、山东人……山南海北哪儿的都有。”老人介绍说，家里的儿子、女儿现在村委会帮忙做人口普查，“活完了就在家歇着”。

巷子两头电线杆上装有白色的监控摄像头，并不显眼。

“能照多远？”记者问。

“能照60米。”不识字的68岁老人没有犹豫就说。

五年里的“沧海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