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背景左右后天发展 草根族向上流动之路阻塞

今年，7万人赶考湖北省公务员。图为考生走进中南民族大学11号楼考点。汤振华摄

1．农家子弟还能“鲤鱼跃龙门”吗

——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

在北京做家政的肖梅近来格外烦恼。远在四川广汉老家的儿子初中毕业，考上了县城里的重点高中。是让儿子继续读高中、考大学？还是干脆去念个技校、过两年出来打工？

肖梅服务的家庭是两位退休老教师，他们力劝肖梅一定要让儿子读书，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这两位老教师也是四川人，其女儿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如今有房有车有官职，父母家人都跟着享福。“难道你想让儿子和你一样一辈子在外打工？”

肖梅当然希望儿子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不当农民、不当农民工。但是，她有自己的难处。儿子学习成绩不错，可未必能考上北京大学这类顶尖名校。如果最终只考上四川省内的普通高校，父母辛苦在外打工供其读7年书，将来可能还是找不到好工作。

“我们村里这样的人家多了。大学也读了，花了家里六七万元，结果毕业后找不着好工作，也是一样在外打工，户口还是回老家。”

“我租房的院子里，也有七八个大学毕业生，有甘肃的、有河南的。念了大学，还不是一样卖保险、搞推销，这几天有工作、过两天又没工作，挣得还不一定有我多。”

进入9月，儿子还是按时上学了。同时，肖梅也在北京以及四川物色合适的技工学校。“学个理发、厨师什么的，有一技之长，将来找得着活儿，能养活自己。”在肖梅看来，这些是城里孩子不屑学、将来也不屑干的，可能是儿子这个农家子弟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非常遗憾，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总体上看，渠道有变窄的趋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

社会中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特别是从收入、地位等较低层面向较高层面的流动，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层面流动的关键渠道。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从那时起，一大批贫寒家庭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但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出现了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现在这个比例明显下降。此前，中国农业大学对新生城乡比例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南开大学的一份数据表明，2006年该校农村新生比例约为30%，2008年为24%。

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位人士认为，这种比例的下降可以从“成本—收益”两方面衡量。1999年后，高校普遍扩招，上大学、上名校的机会从数量上看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高校收费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400元左右，其他费用很少。现在，光学费就涨了10倍不止。学生宿舍条件好了很多，有的还带卫生间，可住宿费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学费，让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扩招的机会较少流向农村。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毕业即失业”，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却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是降低了。这使得“知识改变命运”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对农民家庭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条渠道是进城务工。许多农民工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走进城市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多数人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因此其向上流动的空间也非常小。城乡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2．就业，拼能力还是拼“背景”

——就业过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为最大的就业歧视，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

就业，是实现不同群体间流动的重要环节。当农民还是当律师、走街串巷卖保险还是在银行敞亮的空调屋里工作，在京沪广这样的大城市拥有稳定的工作还是做“北漂”，差别显而易见。

吴乐霞大学毕业后在某部委下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6年，一直是“编制外员工”。“这6年，单位几乎每年都会空出一两个编制，但都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上来，我干得再好也没希望‘转正’。转不成编制内员工，工资差出一大截，而且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有一年新进来一名家在山东农村的正式员工，吴乐霞起初还觉得，看来转正还是有机会，后来才听说，这名员工虽然家境一般，却是单位领导的亲戚。

唐先生在一家军工央企做人力资源工作。“企业招人，首先还是看能力、看素质。但是，每到招聘时，打招呼、递条子的太多了，都是方方面面的领导以及合作伙伴，不可能不考虑。最后，如果几个应聘者条件差不多，肯定会招那个打过招呼的。”这家企业近几年每年要招用近千名大学生，如果只是看数量，其中70%以上的新招人员没有什么关系背景，但仔细分析，没背景的主要集中在企业位于内蒙古、贵州等地的分公司，而能留在北京等地的总部以及一些条件较好的科研机构或收入较高的二级公司的，多多少少都托过人。

正因如此，近两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不是性别歧视、乙肝歧视、年龄歧视等，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决定性、排他性作用。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通过这份调查可以看出，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的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专家认为，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以及一些人口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就业歧视。最近，北京市面向全市招考740个公务员职位，明确规定，参加考试人员范围是“北京市常住户口且人事行政关系在京的人员，年龄须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并特别注明“不包括2010年非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及户口档案保留在学校的非北京生源往届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指出，这其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户籍歧视”和“身份歧视 ”。但人们早就习以为常，首先想到的反而是如何挖空心思找关系运作，让儿女符合招考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