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归属感” 三位台湾作家加入大陆作协

台湾女作家朱秀娟表示，加入中国作协，增强了自己对大陆文学界的“归属感”

不为官，即为民，前者为权重，后者稻粱谋，在中国，大多数组织这样黑白分明地存在着。但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作协”)却是个例外。“作家”一词赋予它自由浪漫的理想色彩，但对资源和权力的依赖却是其神秘而尴尬的背面。而它在民间的态度投射，以2007年为分水岭，也几乎断为两截——从 “专业权威”到“人人可骂”(作家陆天明语)。而自郑渊洁退出、韩寒痛批、郭敬明入会、金庸捧场等纷扰之后，首批台湾作家的加入，更令作协在组织层面，多了些若有若无的政治意味。

围城效应

近年来，有人进有人出，作协几乎成了一座“围城”。同样是“80后”，韩寒愤然远离，而张悦然、小饭、郭敬明等相继入会。在圈内，2003年，“为了保持作家应有的尊严，抗议腐败气息”，湖南作家余开伟退出湖南省作协。同年，作家黄鹤逸退出湖南省作协，山西省作协原副主席李锐、张石山辞职并退出中国作协。其后，郑渊洁先后退出北京市作协、中国作协。然而，在圈外，无数人希望跻身这一全国最大的作家组织。据统计，2001年到2006年以来中国作协新增会员1661人，申请人数逐年上升。据陈崎嵘透露，经过公示，2010年共有378人新加入中国作协，会员已达到9301人，到省一级有5万多人，地级市和县级更多。

那么，作协到底是怎样的组织，为何有人避而远之，有人挤破脑袋要加入？

对于作协的机构属性，陈崎嵘这样定义，中国作协从中国文联分出后仍属于正部级单位，这意味着在中国，作家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协会的艺术家。而评论家梁文道则通俗地形容，作协是“让作家(尤其是专职作家)变成公务员”的机构。“三级作家、二级作家与一级作家有很实际的差异，他们领的薪资不同，分配到的住屋不同，生病能去的医院也不同。而这一切的不同又都可折算为官僚体制的等级，例如王安忆，贵为上海作协主席、全国作协副主席，她的身份便相当于副部长的级别。”

责任编辑：李柏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