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自己人不用统战”

台北故宫博物院为筹展一个大型清代宫廷展览，洽商北京故宫博物院借出包括雍正画像、雍正书画作品等珍贵文物作配合在台北展出，这令我想起两岸关系解冻之初的近20年前，我经手策划，促成北京和台北两故宫，成功合作了《国宝荟萃》两卷大型画册的旧事。《国宝荟萃》的出版，据我所知至今仍然是两岸故宫合作最早和唯一的一次。虽然是涓滴之事，却关涉两岸出版和文化交流初启之种种，似值得一记。

1988年，同出一源的台湾商务印书馆已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商务印书馆接上头，开始往来并开展业务合作。当时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是已故的张连生总经理。香港和台湾商务印书馆，既是同源也是优势互补，业务自始即合作无间。当时考虑到1992年将是商务印书馆建馆95周年，为纪念和促进两馆进一步的合作，所以议定共同策划合作出版事宜。1981年香港商务印书馆曾得北京故宫的合作，出版了一部大型艺术画册《国宝》，不仅中文版在海外大为畅销，而且陆续出版了英、德和日等好几种外文版。《国宝》一书所选的艺术品，只限北京故宫。港台商务印书馆既有此共同出版的意向，我遂提议如能促成北京和台北两故宫的合作，集两故宫最珍贵的艺术藏品，出版一大型艺术画册，无疑是很有出版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的。得张连生先生的认可，香港和台湾两商务印书馆遂朝着这项出版计划展开工作。当时两岸关系虽已解冻，但各种禁忌和障碍很多，能否成事仍是未知数。幸好，香港商务印书馆与北京故宫，台湾商务印书馆与台北故宫，早有良好合作关系，是我们两家商务印书馆展开两地故宫这项合作的重要基础。

对如何开展两地故宫的游说，台湾方面我不大清楚。北京故宫方面几经说明，终获首肯。在当时，这样的合作不容易，所以我们努力尝试。

合作意向既定，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实际执行编辑出版工作。过程不容易，也不必详述。困难主要在两方面，一是维护两故宫相对公平的原则；二是整个编辑出版过程，香港商务印书馆并不能直接操办，要经中间的转折。不说中间过程，在最后编辑完成快将付印前，尚有几个问题。记得在提印前的一个晚上，好几个小时，我躺在家中客厅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等候反复商讨解决。该晚，我分别向北京、台北通了六回电话。最后一切谈定落实，近两年策划和工作才真正抵定。这些问题包括：北京、台北故宫画册上署名次序如何？我们想出了署名左右竖排，无所谓先后。两故宫两位主编副院长各自的序言如何安排？我们想出了上下册序文分别转换前后。封面幸有两个，两故宫文物中可各选一件。幸好四方面出于对中华文化弘扬的信念，对对方真诚的尊重，虽困难重重，仍能一一互谅，终于合作成功。

这《国宝荟萃》，各精挑细选75件，共150件文物，是两故宫藏品万里挑一的，真是艺术珍品中之珍品，国宝中之国宝。两故宫除了自选最好藏品外，尚要考虑对方同类藏品上的比量。所以《国宝荟萃》确是49年以来原故宫藏品第一次最完整最高级文物艺术向读者的展示。书出版后，两故宫都相当重视。在北京故宫曾举办出版庆祝会，台湾张连生先生为此专程到京。同样书出版后不久，乘到台湾参加一年一度的书展，由张连生先生代联系，我要到台湾故宫拜候并表示道谢之意。那天，来到台北故宫，一进入院大门，台北故宫职员已在迎接，并表示时任院长的秦孝仪先生正在大会客厅等候云。甫坐下，秦先生就说：“你们两个商务印书馆这次做了很好的事。我们大家都不需做统战的，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自己人不用统战，统战是对外的。”一见面秦先生就说这番话，我确有点意外。秦先生和台北故宫所以对我们的拜访如斯客气和亲睦，因缘于台湾商务印书馆外，也是出于对我们诚意和认真弘扬中华文化艺术的努力的一种赞赏。 （作者：陈万雄 《人民政协报》供稿 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