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布局
1993年9月间，他曾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
“显然，此刻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我们每天都在满怀希望的巨变中接受洗礼。冷战已经结束。世界不再分裂成两个愤怒的武装阵营。几十个崭新的民主国家已经诞生。这是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
所有这些良好感觉背后的基础，都来源于两篇著名的文章，它们出自新保守主义者阵营中的精英之手。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曾发表《历史的尽头?》，文中指出，西方国家已经赢得了针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注意的决定性胜利，因此自由民主理应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模式”(1)。尽管“大量第三世界国家仍深陷于历史的泥潭，而且将为今后许多年里成为冲突的温床”，但这种“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之一，他认为，是大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成为记忆”。而且，自由民主和和平最终也会降临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时光之砂”正在毫不留情的将历史向那个方向推动。
一年后，查尔斯·克劳瑟莫在《单极时刻》中强调，美国已经从冷战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2)。他主张，对于这种权力的行使，美国领袖们应当毫无保留，“为了领导一个单极世界，美国应该当之无愧的设计世界秩序，并随时准备将其付诸实现”。在对未来的观点方面，克劳瑟莫与福山几乎配合天衣无缝：美国应当带头把民主模式带给世界各地的欠发达国家。毕竟，鉴于美国拥有令人生畏的实力，以及诡计多端的历史，因此这并不算什么特别困难的使命。
过去二十年来，美国的宏大战略都在围绕这个基本判断来制定，其中多半原因在于，对于福山和克劳瑟莫早年的分析，华盛顿环路的决策者们大多对此表示赞同。
然而，其结果是灾难性的。自1989年以来，美国每三年都会令人吃惊的身处两场战争之中，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对世界事务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国家如果战争不断，便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官僚势力，这不仅有损于公民自由，也难以有效约束领导人的行为。而他们最终总是会采纳最为残酷的政策，并往往伴随着独裁专制。国父们深知这个问题的重要，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言，“没有哪个民族可以在不断的争斗中保护自己的自由”。近十年来，华盛顿实施的政策，比如暗杀、引渡以及刑讯，更不用说还有对国内法制的弱化，都显示了先辈们担心的必要。
更加糟糕的是，如今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长期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付出了超过一万亿美元成本，并造成四万七千名美军士兵伤亡。伊拉克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自从2003年3月爆发战争以来，这个国家已经有超过十万平民被杀，大约两百万伊拉克人离开祖国，还有一百七十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此外，尽管所有人都在虚伪的谈论伊拉克的“爆发”已经生效，以及同样的战略可以造就另外一个阿富汗奇迹，但美国军队在这两场冲突中都没有取得最终胜利。未来几年，我们或许还会深陷于这两个泥潭，继续追求那些虚无飘渺的胜利。
对于另外三个主要的外交难题，美国同样难以化解。由于担心德黑兰获得核武器，华盛顿曾为了关闭伊朗的铀浓缩能力而加班加点，但没有取得成功。美国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如今似乎也对要求平壤放弃它们无能为力。最后，后冷战时期，虽然每个政府对于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问题都曾尝试调节，但无人成功。一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被并入大以色列，这个问题的所有指标都会进一步恶化。
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真相，在当今世界，所有外交麻烦的前线都有美国的身影，而今后几年里，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瓦解，以及指责逐步上升到恶毒的水平，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最近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发现，“今后五十年，将仅有百分之三十三美国人认为美国将继续成为世界领导国家”，考虑上述因素，这种未来其实不足为奇。显而易见的是，1990年代勇猛的冲劲已经被更加悲观的论调所取代。
这种令人遗憾的处境给我们提出了难题：我们错在哪里?美国还能否走上正轨?
美国已经全方位，而且不可避免的走上衰落之路。在怎样决定总体战略方面，美国总要做出一个选择。孤立主义曾是一些自由主义者追捧的选择之一。这个思路的基础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无视西半球之外的地区，战略的重点则在于珍视美国人的鲜血和金钱。孤立主义者认为美国非常安全，因为两条广阔的护城河——太平洋和大西洋将这个国家与其它大国分离开来，而且自1945年以来，拥有核武器的美国身处世界之巅。不过，虽然自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有着强烈的孤立主义倾向，但政府实际上没有机会采纳这种政策。因为从那时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之类组织倡导的国际激进主义已经彻底推翻了这一思路。美国的决策者们认为，这个国家应在世界舞台上实施军事干预。尽管总体战略的全部理由仅仅在于保护美国的安全，然而却没有哪个政治家敢于倡导孤立主义。这意味着，驱使美国公众热衷于统治世界，尤其是在遥远的地区作战，总是优先于其他所有事务。
作为美国历史上的传统总体战略，离岸平衡是另外一个选择。这种论断的信念在于，世界上有三个地区对于美国至关重要——欧洲，东北亚和波斯湾。美国的基本目标是，确保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美国支配西半球那样，主导这个地区的事务。这样一来，便可以保证其他地区的竞争对手可以把国力专注于国内，而不会对美国造成影响。达到这个目标最好的方式是依赖当地国家来对抗崛起中的地区霸主，或保持美国军事力量停留在可见视界之内。但这个方式如果被证明不可行的话，美国的海外军队便会协助完成这个工作，最终镇压潜在霸主。
选择性参与战略假定，在世界上，唯有欧洲、东北亚和波斯湾才是美国愿意部署军事力量的地区。这是一个比离岸平衡更加野心勃勃的战略，它呼吁美国应在这些地区永久性的驻扎军队，以协助维护和平。这个战略并不仅仅满足于遏制地区霸主的崛起，为了不让动荡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以及不被迫拖入战争，它还要求必须阻止这些地区爆发冲突。对于限制核扩散，美国的存在也极为必要。不过，所有这些战略中，并没有呼吁华盛顿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特别是以战争的形式。
美国的麻烦根源在于，二战之后，这个国家采取了一种分裂的总体战略。自克林顿政府以降，美国拒绝了所有其他的途径，转而追求对世界的支配，或者也可以说全球的霸权，它不仅注定将会失败，而且如果过于依赖军事力量达成野心的话，还有可能引起危险的副作用。
全球称霸战略有两个广义目标：维持美国的领先地位，即确认美国仍然是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民主，也就是说，要让美国的形象遍及世界各地。其潜在的信念认为，新的自由民主政府将有着更多的和平以及亲美倾向，因此是更好的模式。当然，这也意味着华盛顿必须关注全球每个国家的政治事务。这种战略并没有试图优先对美国的利益进行严肃思考，因为他们实际上认为，美国是没有国界的。
这种总体战略的核心是“帝国”，其倡导者相信，美国有权利和义务介入其他国家的政治事务。有些人认为，这种傲慢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但九十年代之后的绝大多数美国决策者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们反而坚信，其他国家——拯救所谓的无赖国家，比如伊朗和朝鲜——会将美国看作服务于其自身利益的善良霸主。
然而，在如何更好的达成战略目标方面，却存在着重要的分歧。一方是新保守主义者，他们相信，美国可以依赖武装力量来支配和改变地球的面貌，而且由于美国的力量如此强大，因此通常可以单方面作出行动。实际上，他们往往公开蔑视美国的传统盟友，以及那些国际机构，在他们眼中，这些不过是格列佛笔下的小人国而已。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传播民主是一项相对容易的使命。对他们来说，成功地关键在于推翻暴君，这样一来，便不必为保护国家建设付出太多精力。
另一方则是自由帝国主义者，他们当然愿意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来作为社会引擎。不过，与新保守主义者相比，对于单凭武装力量来达成目标，他们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因此，自由帝国主义者认为，要想统治世界，美国必须与盟友和国际组织密切合作。虽然他们也认为，民主制度应该得到大范围传播，但自由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像新保守主义者那样，在向其他国家出口这种制度方面付出太多热情。柏林墙倒下之后，在我们开启重建世界的进程之中，正是这些支配世界的准则主导了我们的议程。
比尔.克林顿是任期在冷战之后的首任总统，他的政府自始至终都在追求全球霸权。然而，克林顿的外交团队由自由帝国主义者构成。因此，尽管这位总统及其代理人热衷于统治世界，但在对于军事力量的使用方面，他们却十分审慎和精明(时任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一番著名讲话曾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她表示，“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军事力量，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必不可少的国家。与其它国家相比，在对未来的预见方面，我们站的更高，所以看得更远”)。他们或许热衷于推动单极时刻不断延续，但其追随者，甚至民主模式的倡导者很快发现，建设国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使命。
就职第一年，克林顿不假思索的允许美国介入索马里的重建工作。但是，1993年10月摩加迪沙一次交火导致18名美军士兵丧生之后(著名电影《黑影坠落》的原型)，他立即将美国军队撤出这个国家。实际上，这届政府被这次失败吓破了胆，以至于1994年卢旺达爆发种族骚乱时，尽管并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但它仍然拒绝派兵干预。不错，1994年9月，克林顿曾许诺美国军队会介入海地，赶走野蛮的军事政权，但他首先必须压倒占据议会多数的反对党，而且要花费大量时间取得联合国对于军事干预的授权。当绝大部分美国军队抵达海地时，已经是1996年3月，此时已经没有时间对重建国家进行认真的尝试。
1992年大选期间，对于波斯尼亚的战争，克林顿曾对塞尔维亚放出狠话，不过就职之后，却迟迟不见行动，在1995年的战争中，他只使用了空军。1999 年，由于科索沃问题，他与塞尔维亚第二次爆发战争，这次，尽管他的北约司令官韦思利.克拉克将军，以及当时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都曾施加压力，但他仍然选择依赖空军力量。
1998年初，新保守主义者对克林顿施加压力，要求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支持将推翻这位伊拉克领导人作为长期目标，但拒绝使用战争方式。比尔.克林顿治下的美国，正如理查德.哈斯给出的评语，是一个“吊儿郎当的治安管”。
在整个八年任期之中，尽管克林顿政府对于达成全球霸主目标并无太大进步，但他至少在外交政策方面避免了出现灾难性情况。这届政府似乎懂得国家建设的内在困难，而且不愿为了自己的追求而付出太多献血和财富。
尽管如此，鉴于美国公众对于海外冒险的天然反感，到2000年大选时，即便是审慎的自由帝国主义者也极为不得人心。小布什正是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他批评克林顿政府对外交政策过于狂热，应当改弦更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特别主张应该把更多精力用于重建这些国家。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呼吁，美国应当缩小目标，将更多精力集中于传统的冷战盟友。美国面对的主要威胁，他指出，是崛起的中国；却并没有太多关注恐怖主义。因此，布什强调有选择参与的总体战略。这样一来，他的竞争者，尽管经过全面包装，但呼吁仍追求全球霸权的副总统阿里.戈尔遭到失败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
布什获胜之后，美国看上去似乎会采取不太有野心的总体战略。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自从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彻底改变了对于世界的思路。
自从那个令人恐惧的日子之后，毫无疑问，华盛顿将恐怖主义看作自己的头号威胁。但在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方面，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思路。接下来一年，布什回避了有选择参与思路，全面接受全球霸权战略。但与其前任不同，这届政府采纳了新保守主义者治理世界的那一套办法。这意味着优先单方面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在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前，美国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布什路线”时代，这一路线要求，美国应当使用军事力量来为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权带来改变。如今已经被人淡忘的是，伊拉克曾被当作一颗意义深远的种子，用来那片播撒在世界上最缺乏民主的地区，并因此而建立和平和民主的社会。布什总统曾在2003年简短的表达了这个观点，当时他说，“通过美国及其朋友和盟友的果敢与意志，我们将创立一个自由进步的时代。自由的人民将改写历史进程，同时他们也会保证世界的和平”。
这是一个用刀枪逼迫对手就范的非凡计划，布什总统将其采纳为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总体战略。但是它也遭到了可悲的失败。
布什政府对于全球霸权的追求，深深根植于对911之后美国所面对威胁的错误理解之上。这位总统及其顾问高估了现代世界中军事力量可以达成的目标，并因此而低估了在中东传播民主的困难。这种错误的三头政治毁掉了华盛顿支配全球的努力，也损坏了美国国内的价值观，以及行政机构，并危及其在全世界的处境。
在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遇攻击之后，布什政府的全体成员开始被迫认真思考恐怖主义的威胁。不幸的是，这位总统——在这一点上，也包括绝大多数美国人——在两个重要方面错误的理解了这个国家的处理方式：夸大了威胁的严重程度，同时没有理解基地组织何以对美国感到如此愤怒。正是这些错误，导致政府采取了让麻烦更加恶化，而不是趋于好转的政策。
911事件的后果是，恐怖主义被描绘成一个性命攸关的威胁。布什总统强调，这个星球上的所有恐怖组织，包括那些与华盛顿并无矛盾的组织在内，都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想要取得这场全球反恐战争胜利的话，我们必须把他们消灭干净。这届政府还认为，像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这类国家，不仅积极支持恐怖主义组织，还可能为恐怖分子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因此，必须将这些无赖国家作为目标，只有如此美国才能赢得这场反恐战争，或者像诺曼.珀德霍雷茨这种新保守主义者提倡的那样，第四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无论从什么方面来看，美国反恐政策的理由都站不住脚。它把威胁夸张到了极点。对于没有打算损害美国的组织宣战是毫无道理的。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而且这样一来，所有恐怖组织都会大规模卷入这场令人望而生畏的歼灭战中来，我们会因此成为所有这类组织的目标。此外，在所谓的无赖国家和基地组织之间，也没有任何盟友关系。实际上，911之后，伊朗和叙利亚曾与华盛顿合作，协助镇压本拉登及其势力。虽然布什政府和新保守主义者都反复声称，萨达姆.侯赛因和基地组织之间有着真正的来往，但他们从来没有找到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说法，因此这个理由根本就不存在。
事实上，那些国家对于恐怖组织有着强烈的敌意，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组织或许有朝一日会把他们作为目标，还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控制恐怖组织的行动，他们得到资助之后，或许会做一些让这些国家陷入麻烦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不会有任何一个无赖国家会把核武器给予恐怖分子的原因。那些政权的领导人可能永远都不能确认，自己不会成为一次恐怖行动的目标。他们也不可能不担心，一旦美国或以色列哪怕只是怀疑他们为恐怖分子提供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他们本身可能就会被这两个国家化为灰烬。因此，核转让并不是什么严重的威胁。
把事情分析清楚之后，恐怖分子获得原子弹的可能性其实非常微弱。最有可能发生的一幕是，一个拥核国家政局发生混乱，而恐怖分子或者其友人会有机会趁乱夺取核武器。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有取胜的把握：一些国家会把核武器拆卸放置，引爆他们并不容易，而且要想运输这些设备而不被探测到的话，也并不容易。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会有强烈的愿望与华盛顿保持合作，以便在发挥效力之前找到其藏身之所。因此，我们应当与其他国家合作改善核安全，让原本微弱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最后，恐怖分子并没有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自911以来的九年间，政府官员和反恐专家已经就本土发生另外一次重大袭击发出过无数警告，有些甚至是紧急警告。但却没有任何一宗成真(3)。我们已知的，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仅有几次攻击企图，一次是“皮鞋炸弹”，发生在2001年12月，试图炸毁巴黎到迈阿密的美国航空客机；以及“内衣炸弹”，发生在2009年12月，当时袭击者试图炸毁西北航空公司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底特律的航班。其实，虽然我们正在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但这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实际上，它只是次要的威胁。俄亥俄州政治学家约翰.摩尔的评论或许恰如其分的描绘出了这个威胁的规模，他说，“自 1960年代末以来，死于国际恐怖活动的美国人数……大约相当于同期被闪电击中的人数，或被鹿伤害致死的人数，或是因对花生过敏而死的人数”。
一个可能的反驳理由是，美国自911事件以来没有遭到袭击的原因在于全球反恐战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这个观点在现实面前站不住脚，因为在911之前的十年间，基地组织同样难以给美国带来打击，当时并没有反恐战争，该组织仅仅成功过一次。1993年2月，基地成员用汽车炸弹引爆了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下面的一个加油站，造成六人丧生。等到该组织再次对同样一座建筑实施攻击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没有人否认，911是恐怖主义者的一次极大成功，但那里不是导致美国对日本帝国和德国法西斯宣战的珍珠港，后者才是两个真正危险的对手。多达五千万人——多数是他们的平民，死于那场战争。无论将基地组织与德国和日本相比，还是把反恐战争与世界大战相比，都是荒谬的说法。
这种夸大的威胁损害了美国试图让基地组织保持中立的努力。通过愚蠢的扩大恐怖主义问题的规模，华盛顿最终挑起了与恐怖组织，以及那些无意冒犯美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愿意帮助美国遏制基地组织的国家的战争。目标的扩大，也导致决策者们将注意力远离了我们的主要对手。此外，对于恐怖威胁的定义如此宽泛，这种对于被袭击的紧张甚至比911本身更加致命，他导致美国领导人在全球发动战争，并认为这场斗争将会持续几代人。在处理恐怖主义问题上，我们推行了完全错误的一套做法。我们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基地组织，以及其他将美国当作目标的组织身上，我们应当用司法程序，而不是战争来处理这些问题，否则我们无异于要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作战。尤其是，我们应当多数依赖情报组织，警察，小心隐蔽的行动，并与盟友们密切合作，让类似基地的组织保持中立。
要想真正处理好恐怖主义问题，必须深刻理解基地组织为什么要将美国选作首选目标的原因。还要知道，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同情甚至支持这类恐怖组织。他们为什么如此憎恨我们?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的回答。一个是基地组织及其支持者们反感我们的事业，换句话说，这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由于对西方普世价值观，尤其是自由民主的憎恨导致了冲突的升级。或者，这些组织因为美国对中东的政策而憎恨我们。大量数据和证据显示，后者才是正确的答案。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憎恨多半是由华盛顿自己的政策导致的，而不是来自对于西方的深层次反感(4)。导致他们产生反美情绪的政策包括，华盛顿对以色列迫害巴勒斯坦人的支持；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军队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美国对于埃及之类专制政权的支持；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对巴格达的制裁，那导致大约五十万伊拉克平民死亡；以及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
这并不是说基地组织的核心成员会喜欢或者尊重美国价值观及其政治制度，因为他们当然不会这么做。不过，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们因为对这种制度的极度反感而对美国宣战。从被911委员会描述为“911袭击的主要设计师”的哈立德.谢赫.默罕默德的案件中，我们可能了解很多情况。正是巴勒斯坦问题，而不是对于美国生活方式的仇恨，为他提供了动机。在委员会的表述中写道，“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哈立德对于美国的憎恨并非源于他在这里留学的经历，而是来自他对于美国宠爱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的极度反感”。该委员会还证实，本拉登很乐意看到美国像支持以色列那样支持巴勒斯坦。
布什总统及其幕僚拒绝了这种对于911的解释，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一旦接受它，就意味着对于那次悲剧性的事件，美国要承担相当大一部分责任。我们得承认，这种中东政策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核心所在。在911之后的总统声明中，布什表示，“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选举自由，以及集会和彼此表达异见的自由”。尽管所有证据都不支持这个理由，但至少几年内，它在美国却很有市场。不过，要把与基地组织的冲突描绘成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冲突，这一政策又暗示着什么呢?
为了解决恐怖问题，美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基本个性。恰恰相反，布什政府决定以一种宏大的规模输出我们的社会机制。他没有从克林顿时期对于建设国家的惨淡记录方面吸取任何教训。是的!我们会把自由民主和西方式的价值观带给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我们的恐怖主义麻烦也会随之摆脱。“传播民主价值观会给世界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这位总统表示。“因为只有稳定和自由的国家才不会发育出阴谋的意识形态”。
鉴于美国的军事实力以及民主的信仰已经横扫全球，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由此推断，他们可以相对容易的以美国的形象重塑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当然，他们错了，因为布什政府没有认识到使用美国的军事实力来改变中东地区的局限性。
一个失败的假设，即美国可以通过其不屈不挠的军事实力来建立社会机制(新保守主义者的高论)，其根源来自阿富汗。截至2001年12月，看上去美国军队已经取得了针对塔利班的迅速且决定性胜利，并建立了一个亲美的喀布尔政权，他们有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治理好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的胜利来源于美国空军，当地盟友和小规模特种部队的联合作战。看上去，让一个国家走上自由之路是多么简单。这里不需要大规模入侵，因此当战斗结束时，美国不需要留下一兵一卒。看上去这些也很有可能变成现实，因为哈米德.卡尔扎伊希望在没有美国太多帮助的情况下保持阿富汗的秩序。
阿富汗战场大胜所产生的效果是震撼的，因为国家领袖很少愿意卷入战争，除非他们可以取得迅速而且决定性的胜利。战争无限期延长的前景让决策者们害怕枪声，这不仅源于高昂的战争代价，也因为很难说战争会拖延多久才会结束。到2002年初，美国似乎已经找到一个在发展中国家取得决定性速胜的模式，因此被拖入战争泥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看上去，美国军队完全可以在一个推翻国家政权，并安置一位新领导人之后，迅速开往下一个目标。到此为止，新保守主义者都是正确的。这种解释让外交政策决策部门的许多人相信，使用美国军队改变中东地区面貌的道路已经打开，美国将因此统治全世界。
在这种傲慢情绪的支配下，美国在2003年3月19日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几个月内，“阿富汗模式”似乎将再次证明自己的价值。萨达姆藏匿无踪，布什总统则登上林肯号航空母舰，那里拉起的一面横幅上宣布：“使命达成”。下一次战争好像不久后就会开始，目标将是伊朗或叙利亚，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或许会因此害怕美国，因为仅仅是一次攻击也足以导致政权改变。
当然，这些最终都成为泡影，因为伊拉克随后便成为一个死亡的泥潭。几年后，阿富汗也步其后尘。
实际上，阿富汗最初出现的耀眼胜利并不真实。在那里，美国不太可能避免长期的占领，因为我们面对两个不可逾越的难题。虽然很容易就可以把塔利班从统治地位上拉下来，但美国及其盟友很难取得针对这个对手的决定性胜利。当被逼入绝境，面对迫在眉睫的毁灭时，塔利班战士化整为零进入乡村，或是穿越国境进入巴基斯坦，在那些地方，他们可以重新组织，等待有朝一日卷土重来。这就是过去几年叛乱者的营地很难被捣毁的真正原因。
此外，卡尔扎伊政府注定失败，这不仅是因为其领导权来自美国，也不仅是因为阿富汗历来都不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还因为卡尔扎伊及其合伙人的无能以及腐败。这意味着，既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治理国家，当塔利班卷土重来时，也不会有人对其进行镇压。这还意味着，美国必须对其进行大量扶持。美国军队必须占领这个国家，与塔利班战斗，他们必须这样做，以支持一个脆弱的，而且在喀布尔之外没有太多合法性的政府。任何熟悉越南战争的人都知道，这是个必败的处方。
如果还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阿富汗模式”不像广告上那么有效的话，伊拉克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事态并没有像新保守主义者在入侵之前描绘的那样发展，美国不可能推翻萨达姆病避免长期占领，除非他愿意在宝座上放上另外一个独裁者。这不仅是巴格达没有建立稳定的政治机构和公民社会，萨达姆的下台也释放了强大的离心力，因此一旦缺乏美国的大规模存在，势必导致流血内战。尤其是，政治上强大的逊尼派必然会抵制人数更加众多的什叶派得到权力，而后者从美国的入侵中获益最多。在什叶派组织中，还有着许多存在深刻差异的不同派别，而库尔德人甚至不愿接受巴格达的统治。最主要的是，基地组织最终在美索不达米亚浮出水面(当然，在入侵伊拉克之前，美国不必在此地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为了保持这个国家不会陷入分裂，美国必须保持对其长期占领。
长期、棘手的占领总是不可避免。一些人或许会质疑，如果美国在阿富汗取得成功之后，没有入侵伊拉克，便可以集中精力在喀布尔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政府，以保证镇压塔利班，即便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我对此深感怀疑)，仍需要花费十年以上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在此期间，美国军队必须驻扎在阿富汗，并因此无暇入侵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然而，布什路线必须依赖快速决定性的胜利，这意味着，即使在阿富汗取胜的时间被延长，也意味着战略上的末日。
或许，还有人会提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主要问题在于美国军队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错误的平叛路线。根据这种说法，美国最终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并于2006年 12月引发了美国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平叛战地手册(FM3-24)。实际上，伊拉克增兵行动的成功往往被归功于这种战斗规则的更新。一些人甚至认为，正是它帮助美国取得了伊拉克战场的胜利。该理由的毛病在于，2007年1月启动增兵计划时，布什总统曾明确表示，打击暴力是必要的，但不是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他明智的强调，本质上伊拉克的各敌对派别应改善彼此的差别，并寻找一个可行的权力分享体系。不过，时至今日，在修补伊拉克的社会裂痕以及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体系方面，仍没有太多改进，2010年3月7日伊拉克议会大选之后，政治家们依然难以形成政府便是一个证据。因此，增兵行动并不成功。这次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而是因为建立国家实在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使命。在阿富汗，这种挑战的规模更加庞大。因此，即便有人相信美国军队如今有了一条更加聪明的平暴路线，但是事实它的成功仍然有待验证。
毫无疑问，美国可以击败一次叛乱，但几乎永远无法快速或轻易赢得胜利，也不会有简单的成功窍门。正如FM324所警告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和计划者永远不要低估其规模和复杂性”。即便在最好情况下，比如曾实施紧急状态的马来西亚，当时英国面对的只是少数虚弱并不得人心的共产主义游击队，他们的根基只是华人中的少数派，但最终解决仍经历了大约十几年时间。让这项事业如此困难的原因在于，胜利通常不仅仅只是在战斗中击败起义者，往往还需要建立国家，因此要求从本质上修补造成叛乱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否则的话，叛乱很有可能死而复生。因此，即使美国完全可以通过正确的用人和路线取得平定叛乱的胜利，但仍需要花费多年时间来得到决定性的结果。“叛乱”，正如FM324所言，“本质上是长期的”。这意味着，美国军队一旦介入战争，必将被困在冗长的占领之中。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布什路线便不再有效。
但布什政府及其新保守主义支持者令人遗憾的错估了形势，认为可以在中东轻易建立自由，稳定的社会。他们认为，将现政权斩首本质上是民主政府取而代之所必须的。
很难令人相信，决策者和接受过国际事务教育的人们竟然相信一旦将萨达姆这类暴君推翻，民主便可以轻易崭露头角。毕竟，历史清楚地显示，在另外一个国家改善民主是一项困难的使命，而且通常以失败收场(5)。杰弗里.皮克林和马克.潘悉尼曾对1946至1996年间自由国家队民主化干预成果进行过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自1946年以来，自由主义的干预……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仅仅起到极为微小的作用”。
尤其是美国，对于尝试对其他国家施加民主影响方面，有着大量的失败历史。纽约大学教授布鲁斯.布埃诺.德米斯奇塔和乔治.多恩斯曾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写道：
“自二战期间至今，美国对全球发展中国家干预超过三十五次……但惟有1989年美国决定介入哥伦比亚毒品战争那次，在十年内取得了完全胜利，并建立了稳定的民主政府……其成功率不足3%。”
潘悉尼和皮克林则举出了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驱逐巴拿马统治者曼努埃尔.诺列加——当时美国的干预造就了民主联合政府的诞生。此外，纽约大学的威廉.埃斯特利及其同事也曾研究过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干预对于政府民主化前景的影响。他们发现，“超级大国的干预随后会带来民主的严重衰退，且会带来严重后果”。
这并非说，美国不可能对海外民主施加影响。但成功的是特例，而不是惯例，通常来说，需要被植入民主制度的国家往往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如果目标国家有着高度的人种及宗教统一性，强大的中央政府，较高水平的发达程度，以及民主生活的一些体验的话，会较有帮助。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往往被拿来生搬硬套，作为美国可以向中东输出民主的例子。不过这些榜样有着高度的独特性，正是这一点揭示了美国为什么经常在传播自由的事业中遭遇失败。
即便1989年的东欧也无法提供有用的先例。当共产主义崩溃之后，曾统治这个国家的度财政纷纷下台，民主模式逊则生根发芽。然而，这些案例与美国在穆斯林国家尝试的事业很少有相同之处。东欧国家的民主并非移植而来，而是当地土生土长，而且这些国家绝大多数都具备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毫无疑问，美国曾设法为民主的萌芽提供帮助，但不能把这些案例归功于华盛顿成功的向海外出口政治制度，而这一点恰好是布什路线的全部内容。
一个检验布什政府与新保守主义者的指标是，弗朗西斯.福山不相信美国可以轻易输出民主，因此并不支持伊拉克战争。实际上，他已于2006年公开放弃了新保守主义，并继承了自由帝国主义的衣钵(7)。福山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核心信念，即民主模式必然会在全世界得到传播。他拒绝的是自己的前同胞的信念，即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入侵伊拉克这种行动人为加速。美国，他主张，追求自身利益的最佳途径“不是通过运用武力”，而是要借助“塑造国际机构的能力”。
而且，即便美国如魔法般在中东地区传播了民主模式，结果可能也毫无价值，因为还不清楚新政权是否会总是以华盛顿赞同的方式行事。毕竟，新的民主政府领导人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人民，而不是美国人的命令。换句话说，民主国家倾向于关注自己的事务。为此，美国曾推翻过民主政权，比如伊朗(1953)、危地马拉(1954)和智利(1973)，并帮助这些国家的独裁者而不是民主党人上台，也曾因为担心大选结果对自己不利而阻挠一些国家的民主进程，比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
如果这些还不足够，那么全球支配，尤其是布什政府严重的大棒外交倾向，都对核造成了负面影响。美国曾就伊朗和朝鲜放弃原子武器做出认真承诺，但我们采取的策略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一个国家获得核武器的主要理由在于，他们要将其作为最后的威慑力量。由于担心遭到核报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攻击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本土。因此，任何感到威胁的国家都有良好的理由希望得到保证自己生存的核威慑力量。这个基本逻辑可以解释为什么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会建立可怕的核武库。同样也可以解释以色列为什么需要获得核武器，并拒绝将其放弃。
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当美国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置于“邪恶轴心”地位，并以武力相胁时，反而给了这些国家获取核武器的强烈动机。比如，如果萨达姆拥有核力量，布什政府便不会入侵伊拉克，因为伊拉克领导人将会使用核武器，这样一来，他便可能以任何方式死去，而不是被绞死。目前还不清楚伊拉克是否曾追求核武器，但鉴于美国和以色列经常暗示会发动攻击，这个政权完全有理由希望借助核威慑力量来保护自己。同样，在没有与华盛顿改善关系之前，平壤也不会愚蠢的放弃核能力。
此外，没有好的理由表明民主政府会阻止核扩散。毕竟，在九个核国家中，有五个是民主政府(英国，法国，印度，以色列，美国)，还有两个保留了专制特征的边缘民主政府(俄国，巴基斯坦)。
换句话说，布什政府对于以武力胁迫对手的热爱(民主化往往只是附加议程)鼓励了核扩散。为了停止或至少是放慢核武器扩散的进程，美国最好的办法是停止威胁其他国家，因为这给了他们十足的理由来获取核力量。但是，只要美国领导人仍然保持对全球支配的承诺，他们便很有可能拒绝这个忠告，并继续威胁不愿听从华盛顿号令的国家。
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总体战略。全球支配是一个麻烦不断的处方，特别是它的新保守主义变体。不幸的是，奥巴马政府从上到下充满了自由资国主义者，尽管很少突出大棒外交，并更多强调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但他们仍然试图主宰世界。实际上，他们希望回到比尔.克林顿时代的总体战略上来。
去年9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关系协会上的讲话中，明显流露了奥巴马团队的思路。腔调颇似奥尔布赖特的希拉里表示：
“如今，全世界比过去更加指望我们。当死敌需要一个最真诚的调解人，当基本的自由需要一个斗士时，人们寻求我们的支持。当大地震动，洪水蔓延，当瘟疫流行或是暴力横行时，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
现如今，许多美国人身处可怕的绝境，没有过多热情尝试统治世界，为此，希拉里提醒道：
“美国人总是会在面对挑战时崛起……这就是我们的基因。我们相信，没有什么不可能，也没有什么事情无法办到……。对美国来说，全球领导地位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个机会。”
在这一道路引领下，奥巴马总统正在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应当回归离岸平衡的总体战略，这个思路曾服务于国家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时期，并为美国处理威胁提供了最好的根基——无论是恐怖主义，核扩散还是传统的大国竞争。
笼统地说，美国只要确保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支配欧洲，东北亚以及波斯湾，他就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地区霸主。这是保证美国领先的最好方式。我们应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干预这些地区，但他们应当被部署在离岸地区或是美国本土。在这些地区，当潜在霸主登场时，华盛顿应当依靠地区势力来打击对方，并且只有当这些国家无法达成目的时，才加入战斗。一旦潜在霸主遭到镇压，美国军队应当离开视界。
离岸平衡不意味着美国应当忽视世界其他地区。但它应当在欧洲，东北亚和海湾地区之外保持低姿态，并应依赖外交和经济手段，而不是军事力量来保护这些战略地位并不重要地区的利益。华盛顿还应当从向全世界传播民主，以及更为笼统地一般事务中解脱出来，就像我们有权利和义务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政治一样。这种行为违反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不仅会引起对于美国的普遍愤恨，也会让我们陷入国家建设之中，并带来无尽的麻烦。
尤其是，离岸平衡是改善反恐形势的最佳选择。把美国军队部署在阿拉伯以及穆斯林世界的主要理由是防止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珀的研究显示。记得罗纳德.里根总统派出海军进入贝鲁特之后发生的事情吗?随后一年，一枚自杀炸弹在他们的营房里爆炸，二十四名服务人员被杀。里根有着良好的判断力，他随后便把军队撤出贝鲁特。而且撤退之后，犯罪者并没有继续咬住我们不放。
里根的决定既不令人惊奇，也没有产生争议，因为在那个年代，美国对中东地区实行的就是离岸平衡战略。整个1980年代。华盛顿都依靠伊拉克来遏制伊朗，并保留了快速反应部队——这支部队的建立是地区势力平衡被打破时所必需的。这是一个明智的政策。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美国再次实行离岸平衡战略，将大量军队调往沙特，以解放科威特。待赢得战争，胜利巩固之后，这些军队便应当撤离该地区。但这个结果没有发生。比尔.克林顿采取的是双重遏制政策，既镇压伊朗，也镇压伊拉克，而不是让他们彼此遏制。而且唯恐我们忘记，美国军队驻扎在沙特的结果成为本拉登向美国宣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布什政府甚至让形势更加恶化。
把美国军队发往阿拉伯和穆斯林地区只会增加我们的反恐麻烦，而无助于解决。修补局势的最佳方式是遵循里根的先例，把所有美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和伊拉克，然后把他们部署在可见的范围内，这是离岸平衡的策略。的确，如果美国回到离岸平衡战略的话，恐怖威胁不会完全消失，但无疑会得到重大改进。
接下来要应对的是其它难题，比如华盛对对于以色列占领政策不屈不挠的支持。实际上，比尔.克林顿最近曾推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应对我们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负一半以上的责任。当然，这也就是奥巴马政府为什么会表示，它想要达成两个国家之间的和解。但鉴于缺乏解决方案缺乏改进，以及至少需要数年时间才可以完成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撤军，因此在可见的未来，我们还需要应付基地组织的麻烦。
在遏制核扩散方面，相比全球支配侧略，离岸平衡也是一个更好的政策选择。它有两个主要的优点。它要求仅对世界上的三个地区使用军事力量，而且即便如此，动用武力也是最后的不得已手段。在离岸平衡战略下，美国仍然要带着大棒，但会比现在更加谨慎的使用它。因此，美国将不会对其它国家形成太多威胁，这些国家需要核武器来保护自己免遭美国攻击的动机也会减少许多。
此外，由于离岸平衡要求华盛顿扶持地方势力来遏制东北亚、欧洲和海湾地区上升中的地区霸主，因此它没有理由不把自己的核保护伞延伸到这些地区的盟友国家，这会逐渐缩小它们对于自己拥有核威慑力量的需求。当然，这个策略并不完美：一些盟友国家希望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以免当美国在未来的危机中或许不会出面；而一些美国的敌人也会继续有强烈的拥有核武器的动机。不过，通盘考虑下，在镇压核扩散方面，离岸平衡战略依然比全球支配更加有效。
说来奇怪，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布什政府曾意识到，美国未来几十年面对的最严重挑战很可能来自崛起中的中国。如果人民共和国以过去三十年间的方式，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增长的话，它很有可能将经济实力转变为军事力量，并尝试像美国领导西半球那样主导亚洲。没有哪个美国领导人愿意接受这个结果，这意味着华盛顿会寻求遏制北京的战略，并阻止其成为地区霸主。我们可以预计，美国领导的针对中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可能将包括印度、日本、俄国、新加坡、韩国以及越南。
当然，即使采用全球支配战略，美国也会镇压中国的崛起。然而。离岸平衡可以更好的达成这个使命。从一开始，主导全球的企图迫使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开战，这不仅会让军事力量在外围冲突中遭到损失，也让我们难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这也正是北京之所以希望美国军队在未来几年继续介入阿富汗和伊拉克事务的原因。换句话说，离岸平衡要求从外围的冲突中脱身，集中精力于真正的重大威胁。
离岸平衡的另外一个优点在于，它假定由其他国家来承担遏制地区霸主崛起的负担。相比之下，全球支配者把美国看作必不可少的力量，必须大规模介入遏制工作。但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因为镇压一个强大对手所付出的人力和经济的代价可能极为高昂，特别是在战争状态下。保持自己实力的同时，尽可能让其他国家付出成本，这才是正确的判断。在抑制中国方面，美国必须扮演主要角色，因为其亚洲邻国没有强大到足以完成这项使命，但如果美国不再被不必要的海外干预所弱化，它将更有能力来镇压北京的野心。
与全球称霸相比，离岸平衡付出的金钱成本更少，这允许美国为真正的威胁作出更好的准备。这是好的一方面，因为这种战略避免了占领和治理发展中国家，并因此不必大规模训练用于平暴的武装力量。全球支配者想当然的认为，美国命中注定要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更多战斗，因此今后在这些国家进行平暴工作是正确的。这是愚蠢的想法，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事业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赢得胜利。华盛顿应当尽可能避免在未来卷入这类冲突，如此一来便可以大量减少驻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规模。相反，未来的预算应当大规模向空军和海军倾斜，因为他们将是对付中国崛起的主要力量。此外，更重要的目标在于，我们应当大规模削减防卫预算，以减少高耸的赤字，以应对重要的国内问题。对于应对基地组织，遏制核扩散和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离岸平衡都是更好的战略选择。
或许更重要的是，向离岸平衡战略转移，将有助于我们摆脱胆小的国家安全状况，自911以来，它已经发展到令人惊讶的程度。在国内，核心公民权已经处于危险境地，而美国在海外的非法行为也已经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军队对公民的管制越来越成为问题。这些令人担心的倾向并不令我们惊讶，在一个无止境的介入全球反恐战争，并常常声称自己是全球霸主的国家里，这种行为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永无止境的军国主义化总是会导致军国主义盛行，以及自由价值观的消亡。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是时候显示更大的克制，并以更加聪明且有鉴别的方式处理威胁了。这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于全球称霸的追逐，回归到历史悠久的离岸平衡战略上来。
John J. Mearsheimer is the R. Wendell Harri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 is on the Advisory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his most recent book， Why Leaders Lie： 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s published in January 2011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2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70， no. 1 (1990/1991).
3 Ian S. Lustick， Our Own Strength Against Us： The War on Terror as a Self-Inflicted Disaster (Oakland， CA：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 2008).
4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Acquisition， Technology， and Logistics， Report of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September 2004)； John Zogby and James Zogby， “Impressions of America 2004： How Arabs View America； How Arabs Learn about America” (Washington， DC： Zogby International， 2004).
5 Andrew Enterline and J. Michael Greig， “The History of Imposed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Iraq and Afghanista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4， no. 4(October 2008). In an examination of forty-three cases of imposed democratic regimes between 1800 and 1994， it was found that 63 percent failed.
6 Jeffrey Pickering and Mark Peceny， “Forging Democracy at Gunpoi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0， no. 3 (September 2006).
7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