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泄露了艾滋病感染者的秘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 | 湖北崇阳、武汉报道

11月1日，阿地（化名）登上了从武汉开往北京的火车。在此后几天的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交流会议上，他再一次确认了一个信息：国家不会把他消灭掉。

自2008年6月被确认为艾滋病感染者后，年仅28岁的湖北崇阳人阿地和他刚刚新婚一年的24岁妻子丽丽（化名）一直为此担忧着。

同一天，湖北当地媒体披露了一则消息，称“湖北崇阳县发现73例艾滋病感染者”。经网络转载后，这一消息广为传播。

“我们给害惨了。”湖北省崇阳县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蔡亚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看到这一消息后，原本辛辛苦苦通过招商引资吸引过来的投资商很多都打起了退堂鼓。

阿地和丽丽夫妇正是“七十三分之二”，他们和崇阳当地的众多百姓、官员一样，时至今日依然被头顶上的“艾滋阴云”笼罩着。

崇阳的病例数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崇阳县地处湖北省东南山区，离武汉有三小时车程。

11月初的报道让它一夜间闻名全国，“艾滋县”的名声不胫而走。

媒体报道称，截至2009年9月底，该县发现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名是农民，59例是外出务工期间感染。

对这一数字，崇阳某乡村民大兵（化名）并不奇怪。他告诉本刊记者，据他的观察，真正的感染者数字只会比这更多。

崇阳县疾控中心退休干部陈德甫也向本刊记者透露，如果继续加大检测力度，将会有更多的感染者被发现，“其他的县不是没有，是没有去检测。”

湖北省疾控中心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本刊记者介绍，外界对崇阳发现73例艾滋病感染者的解读有误，“当地从发现第一例到现在总共有73例，并不是今年一年就有73例，实际上今年新发现只有十几例。”

该官员进一步表示，崇阳的病例数依然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并不是很严重”，“当初是根据省里的要求组织记者下去采访的，本来是说崇阳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

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吴炽煦向本刊记者介绍，感染者“发现得越早越主动”，只要治疗方法得当可以实现长期存活。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一方面是当地加大检测力度，另一方面却是可疑人群的极力排斥。

大兵的妻子江妹（化名）也在2008年初被证实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此之前，她的工作是“小姐”，从业近十年。前两年发现患妇科病，由于医生的警觉，她被建议速去检测。

从医生的神态中感到异样的江妹选择了回避，她的担心和阿地一样：“听人说谁有这个病要被关起来。”

江妹告诉本刊记者，她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当地村民隔绝，“连麻将也没人和我打。”

安全套

在崇阳检测出的73例艾滋病感染者中，除三例是因为吸毒和输血感染外，其余70例都是因为性传播感染。

江妹向本刊记者坦承，她早在1997年就被人诱骗到崇阳做了一名“小姐”，迄今依然和当地的不少“姐妹”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江妹1997年小学毕业后，因弟兄姐妹众多，她随着“打工潮”南下广东，不久认识了一个崇阳男人，谈上了恋爱。此后，江妹就被男友带到了崇阳，被迫成为一名“小姐”。

“那些年主要是自己年轻，一个月赚得多可以拿到两三万。”江妹认为，她应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染上艾滋病的。

但是直到最后被确诊感染，江妹也不敢相信，“只知道这病很厉害，得上了就得死。”

她向本刊记者坦承，在和客人交易时，她并不清楚安全套能有效降低艾滋病的感染几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吴均林曾对湖北省多个地方的艾滋病感染情况做过调查，他发现，感染者对哪些防护措施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知之甚少。

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6月底，湖北省累计报告的艾滋病毒感染者5132例中，经性和注射吸毒传播的比例明显上升。该省2003年发现的感染者中，这个渠道的感染人数只占11.5%，而2009年上半年，同一比例为65.39%。

不过，近些年因为当地疾控部门加大宣传普及力度，有关人员的防艾意识有了显著增强。

陈德甫退休后，负责一个名为“铜鼓博爱小组”的草根组织，推广使用安全套，“我们设有监督员，去旅馆、KTV、娱乐场所宣传。”

在娱乐场所推广百分之百安全套使用项目，正是湖北省的成功经验之一，并曾经向其他省市推广。在武汉市疾控中心就设置有专门的“安全套项目管理办公室”。

湖北省疾控中心某官员向本刊记者表示：“这一措施效果很好，但是因为在某些省推广不够，所以潜在感染的危险很大，而且广泛存在。”

吴炽煦也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湖北“很多地方的小姐的戴套率还是很高的”，这跟有关机构和志愿者的宣传教育有关，“甚至包括跟客人怎样讨价还价，都是培训的内容。”

上述官员也表示，崇阳此次披露的73例艾滋病感染者中，有59例就是在外打工期间感染上的，这说明“有效控制了县内的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