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哥本哈根会议五大争议:体制问题成焦点

哥本哈根五大焦点争议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适应”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如海平面上升时居民搬迁问题、农业减产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能力建设、使用新能源等长线手段“减缓”气温升高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才是他们的着眼点。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 上海报道

在哥本哈根的舞台上，有大国、小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各有目标，各有利益。在这出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大戏里，拨开迷雾，最核心和焦点的争议在哪里？

《瞭望东方周刊》为此专访了多年研究国际政治背景下气候变化问题的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曹荣湘。他也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执行主编。该丛书第一阶段三部著作《气候变化的政治》、《气候变化与民主的失灵》、《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将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出版。

争议之一：“体制”内外

《瞭望东方周刊》：哥本哈根会议无疑将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在你看来，最大的争议点何在？

曹荣湘：我把哥本哈根最大的争议，归结为“体制”内外之争。

所谓“体制内”，是指目前国际社会公认的两大框架---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前者是一个原则性协议，后者则落实了具体的责任。

“体制外”则是指美国为争夺气候变化话语权和领导地位而主导的、脱离上述两大框架的一些国际活动，比如美国推动召开的一系列气候变化会议、签订的多边双边协议、启动的气候基金。在美国的推动下，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已分别设立55亿美元和2亿美元的气候基金，其总量已经超过了“体制内”的钱。

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是为了取代《京都议定书》，抛弃联合国框架公约的原则共识，并回避自己的减排责任。这既是出于政治考虑，也有经济考量。在哥本哈根，美国可能会以“体制外”资金已经足够、减排协议已有等借口，给谈判设置障碍。

“体制外”对“体制内”构成了严重威胁，这可能也会是在哥本哈根首当其冲的、在台面上爆发的矛盾。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对体制内外谈判的立场是怎样的？

曹荣湘：中国政府认为，“体制外”是“体制内”的补充，欢迎“外”，但主张“外”只是辅，“内”才是主，辅服从于主。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在“体制内”的谈判又存在哪些最主要的争议呢？

曹荣湘：我把“体制内”争议总结为：一个目标，两个主渠道，三个原则，四个共识。

“一个目标”是指到2020年，全球温度升高低于2摄氏度，或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小于450PPM。这个目标是联合国下属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经过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与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英国人尼古拉斯。斯特恩提交的著名的《斯特恩报告》结论一致。

但这个目标更多是代表了联合国和欧盟的目标，美国人持有不同的观点。获得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两位美国学者诺德豪斯和魏茨曼就认为，温室气体浓度只要小于700PPM都没什么问题。

“两个主渠道”是上文提到的两个国际公约。但目前，《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数量少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因此谈判工作不得不采用“双轨制”。在之前的巴厘岛会议上，就成立了两个工作组，一个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框架公约缔约国的“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另一个是“《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两组同步开展工作，在本次的哥本哈根会议上都会拿出提议。

“三个原则”是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正”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正”是比较基本的共识，但也并非没有异议。“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指发展中国家要在保证发展的前提下应对气候变化，要将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结合起来。或明或暗，这一条原则目前所遭遇的压力最大。

“四个共识”则比较具体，主要指：一，发达国家要为历史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承担责任，要承担中期量化减排义务；二，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国情，在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支持下，尽可能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努力适应气候变化；三，应建立有效的资金机制，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四，应建立有效机制安排，促进环境和气候友好型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但这四个“共识”，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共识，经常受到发达国家的挑战。一二三四加起来，这十点的每一点都处于争议之中。可想而知，哥本哈根会议将何其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