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分别宣布减排目标 国际社会评价微妙

中美两国分别宣布减排目标

国际社会称中国的宣布“极受欢迎”，国内专家称一系列相关市场和监管体系将随之建立

本报讯 在美国宣布减排目标之后不到24小时，中国政府便作出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声明，与此同时，宣布了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目标。

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会议还决定，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这是我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我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巨大努力。”

国际社会立刻对中美两个大国的表态表示关注，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项目负责人基姆·卡斯滕森表示，中国现在宣布2020年前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是个极受欢迎的消息。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发言人约翰·海在提到中国的减排行动目标和奥巴马参会时说，这非常鼓舞士气。

但国际社会对中美减排目标的评价还是有差别的。英国《金融时报》即指出，与其它多数富国的类似目标和环保组织的期望相比，美国的目标不那么雄心勃勃。瑞典环境大臣安德烈亚斯·卡尔格伦遗憾地说，美国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不够高，因为之前的评估显示美国能做的更多。而奥巴马只参加哥本哈根会议一天就转道去领诺贝尔奖，更被讥讽为是“顺道遛弯”。

而对中国的减排目标，则多被看做是“认真的”、“坚定的”。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文章称，这是中国实行坚定的气候变化政策以减缓近几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的最新证明，它很可能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

国内专家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则指出，中国政府旨在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碳强度指标正式公布，是我国节能减排领域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表明中国积极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此同时，随着这一碳总量控制指标的制订，一系列相关市场和监管体系将随之建立，我国将正式进入碳总量控制时代。

专家们也称，下一步，就是构建与之对应的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在环境总量控制指标之下，如何通过市场之手，以最低的成本来达到减排目标，成为了业界最该考虑的事情。首先，业内不要视总量控制为“洪水猛兽”，碳总量控制指标的确立为我们在中国通过市场化手段达到减排目标提供了重大的政策基础；其次，业界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要把中国本土的碳价格机制做出来，帮助我国实现“以最低成本减排”的目的。据悉，目前中国的环境交易所(包括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和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都在致力于此；第三，相关政策法规、监管机制亟待确立。

哥本哈根会议前中美布局碳减排

双方高调宣布各自目标，国际社会评价微妙

聚焦 1 中国进入碳总量控制时代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和行动。而就在当天早些时候，美国白宫也宣布，美国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

多位专家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此次正式表态是迄今为止对哥本哈根会议最大的推动。而美国所承诺的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这一数值，据专家推算，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40%的减排要求相去甚远。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减排目标的确定是哥本哈根会议的关键。

专家表示，中国政府旨在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碳强度指标正式公布，是我国节能减排领域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表明中国积极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此同时，随着这一碳总量控制指标的制订，一系列相关市场和监管体系将随之建立，我国将正式进入碳总量控制时代。

据介绍，碳强度是反映发展过程中碳排放减缓的指标，碳强度指标的下降就是指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要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认为，这是一个相对指标，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减缓碳的努力，又不是绝对量控制指标，不会严重制约经济发展。他举例说，中国从1990年到2005年，单位GDP碳强度下降了47%，但2005年与1990年相比，二氧化碳总的排放量仍然是增长的。

“中国与发达国家情况不同，这决定了中国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的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长助理、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全球副总裁黄杰夫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什么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研究机构认为，哥本哈根会议上要讨论的到2012年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相比1990年至少减排40%——是绝对量的下降，而中国由于上述原因，至少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还要继续上升，而把这上升的幅度控制住，达到相对量的下降，也是一种总量控制目标。各方专家均表示，“这样要求非常合理”。他们认为，首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发展阶段，人均碳排放比较低；其次，中国发展的速度比较快，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还是会合理增加，不能限制发展中国家绝对量合理上升；第三，发展中国家也要为保护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对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9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中就已承诺，中国将在2020年实现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

“中国的环境总量控制指标早就存在，日前公布的中国碳排放强度指标已经是中国的第四顶环境‘帽子’了。”黄杰夫表示，之前的三顶环境“帽子”分别是“十一五”期间确定的二氧化硫减排、COD(化学需氧量)减排和节能量三项指标。而对于公布碳强度这一指标，早在11月12日召开的“节能减排与气候变化高层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表示，这一具体指标将写入“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外界将在“十二五”发展规划公布或者稍早的时候，得知这些指标。

“这一国内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公布对于我国节能减排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下一步，就是构建与之对应的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黄杰夫认为，在环境总量控制指标之下，如何通过市场之手，以最低的成本来达到减排目标，成为了业界最该考虑的事情。业内资深人士认为，首先，业内不要视总量控制为“洪水猛兽”，碳总量控制指标的确立为我们在中国通过市场化手段达到减排目标提供了重大的政策基础；其次，业界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要把中国本土的碳价格机制做出来，帮助我国实现“以最低成本减排”的目的。据悉，目前中国的环境交易所(包括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和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都在致力于此；第三，相关政策法规、监管机制亟待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