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变迁：幽默并不等于不严肃

10月15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就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东亚共同体、中美军事交流等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马朝旭的回答被外界认为沉稳又不失风趣，富有思辨力。

马朝旭，北京大学国际经济学博士，曾是亚洲大专辩论会的“全场最佳辩手”，2009年2月开始担任外交部发言人。这位“口才最好”的人，走上了中国最需要口才的岗位。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自1983年3月正式创建至今，已经走过26年。26年间，外交部先后有20多位发言人走上新闻发布台，通过他们的语言、声音、形象、风度，向全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

一个突发事件催生发言人制度

1983年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正式的新闻发言人站在中外记者面前：“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这是一次面向全世界的历史性告白。这一告白，源于一年前发生的一个突发事件。这一事件催生了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尽管这篇讲话仍不乏对中国的攻击，却传达出几个讯息，明确表明了苏联的对华态度——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建议双方进行磋商，采取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敏锐捕捉到这一讯息的中国领导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八一七’公报——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74岁的外交部老一代发言人，中国驻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前大使金桂华告诉记者，“当时，苏联入侵阿富汗已经两年有余，加上苏美争霸多年，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因此，缓解对华关系可能成为苏联对外战略调整政策之一。苏联领导人讲话所传递出的讯息，为我方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机会。”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在其《外交十记》中回忆道，“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两天后，即3月26日，发布会在老外交部(今国务院新闻办所在地)主楼门厅处举行，前来参加发布会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把钱其琛围在了中央。他们站着，听钱其琛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钱其琛在这个“简短声明”中只说了三句话：“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这份不到一分钟的简短声明，第二天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声明虽短，但反响很大，国际上给予了极大关注。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场“三句话的新闻发布会”是外交部历史上一场特殊而又意义非凡的发布会。这场不设座位、只发布、不答问的发布会，奏响了我国改革开放后新闻发言人制度创建的序曲。

一年后，即1983年2月，中央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频繁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一个月后，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这样，外交部率先在各部委中建立了发言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