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台湾无期徒刑故事令人唏嘘

有两个被告，都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但他们的社经地位却处于极高与极低两极化，故而刑期虽同，社会的反应却不同；因反应不同，处境便也有异。现在台湾那些关注人权者，应从他们的故事中，有所反省吧？

台湾《中华日报》今天的社论说，第一个被告名叫吕新生，他因为没钱生活，1993年9月间持菜刀到住家附近一家杂货店抢夺1105元及5包香烟，杂货店老板在抵抗中被他砍伤，经高院判决，被处以无期徒刑定谳。

这个案子最近成为新闻，不是他的抢夺故事，而是吕新生在坐了13年牢后请求假释，狱方才赫然发现，吕新生的司法程序根本没有走完，因为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如果被判处无期徒刑，即使被告不上诉，法院亦应主动上诉。但承审法官未上诉，执行检察官也疏于注意，即予发监执行。案经狱方送请二审重新审理，吕某改判8年，但他已多坐了5年牢，因此获得冤狱赔偿。

吕新生因抢夺1千多元，而且也只将老板砍伤，便被判处无期徒刑，固是当时“执法从严”所致，但犯行与刑罚不符比例原则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人替他说过话？为他争取过“司法人权”吗？更荒谬的是，法官和检察官玩忽职守，造成吕新生罪未定谳而坐牢达13年之久，如果吕新生社经稍有地位，何致于此？尤其令人不平的是，依“公惩法”规定，对公务员惩戒的追诉时效为10年，相关法官、检察官失职已逾10年，因而无法做出任何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