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妓女的罪与罚 禁娼背后的数百亿性产业

6月12日，日日春协会成员在抗议，呼吁除罪化，要工作权。

她们的抗争，持续了12年。2009年6月15日，台湾决议由县市政府公投决定设置红灯区，并将性交易“除罪化”。但由于民意纷争，“红灯区”很快再次被叫停。

特约撰稿·林瑞珠 王芳萍、张容哲 台北报道 摄影·林瑞珠

在台北万华区龙山寺附近小巷内，几家“茶室”里，坐着不分年龄，浓妆艳抹的小姐，细肩带、小短裙、卷发，在红艳艳的灯光下，显出几分妖艳姿色，明里她们是坐台小姐，暗里全套服务。至于附近广州街昏暗的的走廊上，站街流莺随意拉客，她们与男客很有默契地比划，谈妥价钱之后就走。

自从1997年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废娼之后，她们就这样躲躲藏藏地接客，躲避一般人异样的眼光，更躲避乔装寻芳客的警察或线民。与这些地下性工作者不同，台北市数十名前公娼，于1997年陈水扁废娼之时，便挺身而出，要求回复性工作者工作权。

6月 15日，台湾“行政院”门口，由14个民间社团组成的“反性剥削联盟”，正公开反对台湾“内政部”规划性交易专区的政策提案。

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两名女子，突然“扑通”一声，向正在抗议的台湾女人联线秘书长蔡宛芬下跪，要求妇女团体代为争取性工作权。蔡宛芬赶忙捏紧手提包，当场拂袖而去。

此时，台湾媒体的“黑炮筒”架满周边。两名女子，随即相拥痛哭，并高喊:“这叫什么妇女团体？”“争取了12年回到了原点。”

花布蒙面，抗议女子，在台湾早已是一个符号。这代表着她们曾是台湾公娼，来自台湾的性工作者权益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99年，前身是台北市公娼自救会、大同区公娼自治会。

2009年6月12日，台湾“内政部”在委托台湾学者完成性工作者除罪化研究后，在 “行政院”人权小组会前会，决议未来将由县市政府公投决定设置性交易专区，并将性交易“除罪化”，区内娼、嫖与经营者都不罚，但区外皆罚。

“除罪化”、“设置红灯区”，政策风向的转换间，让这些抗争了12年的性工作者看到了希望。

她们要工作权。

公娼的抗争

台湾性产业始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直到陈水扁上台才真正取消“公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