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最复杂也最成功

亨廷顿：“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

“革命是罕见的，改革则更加罕见。”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考察了历史上“变化社会的秩序”后，对“改革者道路的艰难”这样大为感慨。世界近现代历史中，许多国家都进行过改革，有些国家改了一段后就停滞不前甚至往回缩，有些国家则因政策陷入危机，甚至发生内战直至分崩离析。30年前，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并介绍怀抱“梦想”的中国时，就有人质疑：“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难以置信。”然而，中国改革很幸运地成功了。30年后的今天，世界绝大多数专家都承认，占全球人口1/5的中国已经跃升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推进器和国际和平的稳定器。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在一篇研究报告中称，改革开放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中国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世界最重要的现象。

“中国改革曾面临的困难相当于苏联和印度问题的综合”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教授琳达•巴克特曼原先专攻欧洲历史，但最近几年，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上，并正在撰写一本著作，初步定名为《跑着的中国》。巴克特曼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在书中这样描述中国：1949年，中国结束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状态，开始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建设，这是中国“站立的时期”；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着建设，各种政策变化很快，有成功，也有失败，这可以称为中国“踉跄的学步期”；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毫无疑问是中国“跑着的时期”。

中国在30年前刚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几乎没在国际上掀起什么波澜，一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还不够强大，另外，在经历了二战后的独立浪潮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尝试进行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改革，既有曾受世界瞩目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创造的经济改革，也有兴盛一时的“拉美模式”，这些改革当时都曾创造过辉煌。巴克特曼说，时至今日，全世界都看到，一开始还属于“无声无息慢跑”的中国改革，已经成了“跑着的中国旋风”。

20世纪曾被炒得最热的改革，无疑要数苏联的“新思维”以及后来俄罗斯“休克疗法”。许多国家的学者专家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都不约而同提到这一点，当时在西方出镜最高的外国领导人是戈尔巴乔夫，甚至有人称他是“最伟大的改革者”。对此，英国智囊机构“开放欧洲”的研究员保罗•罗宾逊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还用“惨烈”、“悲壮”等词表示惋惜。他说，“20世纪最悲壮的试验是苏联和东欧一大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探索。在过去30年尝试改革的国家当中，前苏联无疑是失败程度最惨烈的。”戈尔巴乔夫自1986年起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提出的“新思维”当时甚至成了改革的代名词。不过，罗宾逊也不得不承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但没能改变苏联步履蹒跚的经济状况，反而事与愿违地激化了苏联的社会与经济矛盾，使苏联经济急剧恶化并走向崩溃，最终促使苏联解体。

1978年中国迈出改革步伐时，同时面临着世界两大最难的题目：改革体制和摆脱贫困。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认为，有比较才有鉴别，评价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国际比较。庚欣说，中国刚开始改革时，面临的难度之大、问题之多，几乎像两大邻国苏联和印度面临的问题综合起来。从上世纪50年代苏联赫鲁晓夫改革至今，跨越了苏联到俄国的历史分野，俄罗斯从正反两面都与中国发生过极其重要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一边倒”的形势下，中国无论是政治理念还是计划管理体制都受到苏联极大的影响，在改革体制方面与苏联“同呼吸”；而且还面临着苏联没有的更大难题：摆脱贫困。当时苏联已是两霸之一，印度的发展也稍强于中国，中国当时人均GDP只能与非洲几个最落后国家一起排在世界最后几位。30年后，中国不仅取得了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脱贫成绩，而且世界也公认中国在体制改革上取得了扎实的进展。而一切照搬西方体制的俄罗斯，反而备受西方质疑，还被美国说成是“制度没有改动”，仍旧是“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