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印两国贫富差距:孟买人60%住贫民窟

中国崛起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引发了世界范围内褒贬各异的一波波“中国热”，更带来了新思维、新话语、新认知。在本书中，作者结合自己在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用生动平实的语言探讨了普通读者关心的诸多热点。

贫富差距的扩大，已成为事关我国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我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诸如“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一类的说法是否准确？作者通过自己在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亲身经历，对此进行了冷静的分析。

中国贫富差距超过印度？

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首先要对自身的现状有实事求是的把握，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甚至超过印度，成了“亚洲之最”。还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种观点与我在世界各国实地观察得出的结论，有相当大的差异。

我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它们的贫民窟规模超过中国3倍、5倍、10倍，甚至更多。诚然，我们的大城市中贫富差距不小，有不少“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陋宅，但这不等于“贫民窟”的概念。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是成片甚至一望无际的，是非常拥挤、肮脏、居住条件极差的简陋窝棚。

以印度最大的城市孟买为例，该市人口的60%住在贫民窟。恶劣的居住条件是我们难以想像的：窝棚大多用铁皮、油毛毡、塑料布搭成，到处是垃圾和尘土，平均五六百人公用一个厕所，传染病频发。

印度还有大量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一次，我早上6点多坐飞机到加尔各答，从机场到市中心大约半小时车程，一路看到数以百计的穷人睡在路边、桥洞和墙角下。就个人感受而言，我在孟买、加尔各答两个城市看到的贫困现象，比在中国过去20年来看到的加在一起还要多。

我还到过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叫做Kibera的贫民窟，但司机只带我在外面转了一圈，解释说：“除非警车开道，否则给我1000美金也不敢进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在重兵保护下去这个贫民窟访贫问苦，当地居民打着标语欢迎他：“我们在挨饿！”“我们在生病！”“我们正在死去！”“我们的孩子没学上！”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现状。

别国为何没有“春运”现象

中国有个特殊的“春运”现象。为什么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返乡？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大部分农民工在家乡有亲人，还有自己或亲人的土地和私宅。相比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很大比例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们全家老少流入城市，一旦千辛万苦地进了城，就绝对不走了，更舍不得花钱返乡。

有统计数字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0.40。问题在于，基尼系数计算的一般只是收入上的差距，而不考虑一个人是否在事实上拥有土地、私宅及其价值。有没有土地和私宅，对一个农民，甚至对整个社会的百姓来说，可能意味着生活质量的天地之别。我想，有志于研究贫富差距的学者，应该把这些因素也考虑进去，分析的结果可能更有说服力。

甚至可以做这么一个粗浅的比较：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20个小时，并且把一路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外开两个小时看到的。更何况，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边还是该国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

至于“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论点，则可能是出于善意的无知。我访问过加纳、肯尼亚、斯威士兰等地的农家，都是离首都不到三刻钟车程的地方，看到大部分农民住的还是土房和草房，即使是砖房，上面也是稻草或铁皮压上几块砖的屋顶。房子往往没有门，只有一块布帘。连半导体收音机都还没有普及。而中国的多数农民在过去20多年里都新盖了砖房，不仅彩电大大普及，农村的网民也已接近4000万。

以上只是个人的一家之言，力求使我们在观察贫富差距问题时能有多元的参考坐标。但这样做，绝不是说我们不必重视自己的贫富差距问题，恰恰相反，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贫富差距扩大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可能比其他国家更为棘手，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中国触动全球》连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