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一农民匿名指认行凶者遭法庭曝光被迫流亡

出于良知，见证一桩斗殴致死案的贵州农民肖敬明，匿名指认了行凶者——自己的亲戚和老乡。他的匿名在法院出乎意料地被曝光。他受到死亡威胁，被迫流亡天涯，在“法律”与“乡党”、“公民作证”与“保护缺失”之间苦苦挣扎。

★ 本刊记者/张鹭(发自贵州、北京)

“怎么说呢，这种事在我们老家，有点像偷人，一样不光彩”。

虽然在警察的“大道理”中是在“维护法律”，肖敬明还是用“做了亏心事”来说自己出面举证老乡的行为。他那些已经入狱和正被通缉的老乡们显然也这么认为，他们到处打听这位“叛徒”的下落。

从贵州省大方县老家出来，历经贵阳、宁波、北京，以及现在的藏身之处，从地理上看，贵州人肖敬明的谋生轨迹，差不多围着中国版图划了一个圈。但肖敬明认为，他的生活始终没有脱离乡土。

肖敬明喜欢用“在我们那个圈子里面”来开始自己故事的叙述。直到有一天，这个圈子所秉持的乡土伦理遭遇国家法律，以及他内心的良知，他的人生“气运”一路向下。

“不说的话，良心受一辈子谴责”

肖敬明的人生起伏，以16年为一个坎儿。1990年，16岁的他站在一辆贩猪的货车车厢上，他被一个老乡从大方县农村老家捎进贵阳城，自此开始他的闯荡生涯。32岁这年，在宁波已经成为小老板的他，“一夜回到解放前”，同样是因为老乡。

时间回到2006年7月14日晚10点，肖敬明的亲戚赵伟和钟力与两个东北人发生了口角。赵伟在与东北人赵喜扬的肢体冲突中吃了亏，双方各自叫来工友或老乡。肖敬明的老乡钱义和龙守莹，是在麻将桌上被叫过来的。他们分别带上菜刀和铁棒赶到江北区的洪盛路，宁波城乡结合部的一条街道。

一番“刀光剑影”，东北人赵喜扬重伤倒地。对于肖敬明，要紧的是凶案发生地离他开的洗头店不到30米，近到他能清晰地听到铁棒敲击头部的声音。更糟糕的是，钱义和龙守莹当时正是从他的洗头店里持械冲了出去。

警察是肖敬明用公话叫来的。他帮忙将当时身受重伤的赵喜扬送上警车，面对警察对事发过程的询问，选择了沉默。对他来说，这不过是这个布满工厂的新兴工业园区众多斗殴事件中的一宗，就情节的惊险程度而言，尚不及肖敬明见过的其他类似黑帮电影的事件。

转折发生在当天的后半夜，肖敬明被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洪塘派出所民警王必臣一个电话从床上叫了出来。王必臣与派出所副所长李东泉身穿便服，一脸严肃。钝器击打头部造成的重型颅脑损伤，夺去了赵喜扬的生命。

“你忍心看到人就这么被打死了，却破不了案吗？”在摆过一番“大道理”后，李东泉在车里问他。

“当时在车上，我脑子里马上跳出来电影里那些卖国贼和叛徒的样子，”肖敬明说。现在回想起内心短暂的权衡过程，当时最能打动他的，还是李东泉的这句话。这位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农民心里想，“人都死了，案子破不了，他就成冤魂了，不说的话，良心受一辈子谴责。”比起“出卖老乡”，“说出来会好受一点。”

得到李东泉“绝对不会泄露半句”的承诺，肖敬明决定把自己的目击说出来。他提供的线索成为破案的关键，致命的行凶者龙守莹当晚在住所里被抓捕。钱义在逃亡中不断向他一贯信赖的肖敬明借钱，不久后在嘉兴的一家网吧落网。赵伟和钟力则流亡于福建、广东、新疆。

钱义只在“里面”呆了一个月就被释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东泉曾对此解释，“钱义一直不肯交代具体案情，虽然有其他的一些证据，但检察机关没有批捕。”

这成为肖敬明噩梦的开始。钱义在被释放的当晚，就带着满腹狐疑来到肖敬明开的另一个歌厅。他极力否认自己出面作证，钱义还是搬走了歌厅里价值上万元的音箱。从此，他的洗头店和歌厅成为闹事者的目标，手持砍刀、铁棍的小青年，在他的店里拍桌子、打板凳。在此以前，“讲义气”的他被众多老乡昵称为“三哥”(肖敬明在兄弟中行三)，这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