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起点实录:农民党员“合谋”冲破禁锢

一、引子

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4次开会，讨论安徽的问题。其时，粉碎“四人帮”已经8个月，中国各地到处都掀起了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揭批查运动。而在安徽，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却以“安徽特殊论”为由，始终对此没有动作。安徽全省一潭死水，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干部群众怨声载道。

中央不得不下决心撤换干部，以此强行推进安徽问题的解决。

这一天，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到邓小平家中向他辞行，万里此前刚刚被中央调往湖北，任二把手——无疑这是降格使用。小平对万里说，你先别忙着去，再等等。

此时，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正是在这个会上，邓小平官复原职，但他对政坛的影响在会前就已经显现出来。小平显然已经想好了万里的去处，他不止一次说过，万里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能手。

正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紧急召回了在营口出差的万里，他列席会议，并最终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6月22日，就在中央决定下达的当天，万里走马上任。

到安徽的第一个月，万里就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四人帮”遗留的组织问题，掀开了安徽揭批查的盖子，显示了万里作为一个“解决难题能手”的魄力。

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万里坦承自己不了解农业，于是，他带着司机、秘书，和一两个记者朋友搞调查。从皖南、皖东到皖北，这一走陆续就是三四个月，从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纷纷。

在安徽农村，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形让万里深受刺激。在安徽金寨，这块曾经养育百位共和国将军的英雄土地上，万里走进了一户农家，黑乎乎的屋内，三四个人竟无人起身招呼，都窝在冰冷的床上，裹着网状般的破棉絮。出来后万里才知道，因为铺上的女人没有裤子穿，根本羞于见人。

在冰封的土路上，万里走下吉普车，与路边的青年农民交谈，问他有什么要求，小伙子解开绑着棉袄的草绳，里面竟是空的——农民根本穿不起一件秋衣。小伙子拍拍肚子说，没别的要求，肚子圆起来就行，少点山芋干就行！

在皖南泾县，老百姓闪烁其词地说，现在的生活还不如新四军在这儿的时候。

在凤阳、嘉山铁路沿线，万里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逃荒。万里到任的最初数月，尴尬地接到了无数来自邻省的电话或电报，要求安徽派人把外出讨饭的农民带回去。

这一年的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能勉强维持温饱，67%的队年人均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了25%。

凤阳是全国有名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从1956年到1978年的23年中,全县共向国家交售粮食9.6亿斤，而国家返销给凤阳的粮食达13.4亿斤。23年中，国家给凤阳拨发救济粮食4.1亿斤，救济款2838万元。而每到青黄不接时，大批的凤阳农民身带介绍信，怀揣户口本，下江南，上河北(淮河以北)，“身背花鼓走四方”，几乎讨遍了大半个中国。

作为执政党的省委书记，面对解放近30年依然赤贫的农村，面对他治下的人民，万里流下了愧疚的眼泪。

他痛心疾首，问了自己三个问题：

——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

——普及大寨县，是中国的出路吗？

——人民公社这个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没有积极性？

万里“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后来，作为万里农村改革重要助手的吴象说：“正是安徽农村极度贫困的现状，让万里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

万里回到合肥，派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再去作专题调查，商讨对策。几番调查和研究之后，搞出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正式“草案”。这是1977年的冬天。

安徽“省委六条”出台，迅速在省内各地推行，效果颇为显著，农村冬麦的播种率大大高过以往。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长篇通讯《一个省委决定的诞生》，还配发了编者按。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途中，郑重地向当时四川省委负责人推荐了安徽的“省委六条”。

而在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看到报纸后，非常生气地说，这六条，条条都是冲着大寨来的！

很快，春节就要到了，陈永贵返回昔阳县，组织大寨联合报道组对安徽的“省委六条”开始了强力反击。

时值1978年早春，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年份，北京、安徽、山西，这个中国版图上的三角点，围绕着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开始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政治大角逐。但是，发人深思的是，最离经叛道的、势力最为弱小的一方，却渐渐占据了上风，并且由此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