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专家:渐进式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

受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树成采访人：本报主任记者董山峰

刘树成，男，1945年10月生于上海。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8月—198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81年8月—1982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82 年5 月—1998 年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89年5月—1990年3月,美国克罗拉多州博德尔经济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1998年10月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

记者：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至今已30年。30年的

改革开放，30年的风云激荡，带来了中国30年的沧桑巨变。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部、西部，对外开放的步伐矫健向前。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由此，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如此良好发展绩效的主要原因，你有何看法？

刘树成：在1979 至2007 年长达29年的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如此长时间的高速转型式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世界银行专家组曾评论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一成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注目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发展绩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不是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简单地复制所谓西方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并创造性地进行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契合，形成内生性和自适应的制度变迁轨迹，由此避免了那种强制性的制度移植输入和制度外部依附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改革的国别特色和“本土化”制度创新模式成为转轨经济中独树一帜的模式，在国际上被冠以“中国模式”。

其中，我们所采取的改革方式是以渐进式稳步推进市场化，这使得我们不仅能够有效防止激进式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且能够有效发挥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能够很好地把握改革的性质和方向，能够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开放的关系，能够注意推进全方位改革，注意发挥基层和领导层的合力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渐进式稳步推进市场化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内核，是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值得系统深入总结的重要方面。

记者：30年前，当中国决定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我们有两种方式可选择：一种是激进式，一种是渐进式。是哪些因素导致我们最终选择了相对温和的渐进式？

刘树成：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采取循序渐进的、有步骤、分阶段的方式推进改革，或者说采取累积性的边际演进的转换模式。而所谓激进式改革，是指采取激烈的、“一步到位”的方式进行改革。中国之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于改革的探索性。改革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某些修补和改良，而是在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的“第二次革命”。对于这场革命，世界上没有先例，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对于指导这场变革的领导层来说，需要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这就需要循序渐进，而不能贸然激进。

其次，在于改革的复杂性。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地域广，而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城乡之间、沿海内地之间、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在改革的承载和接受能力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各个区域或部门的改革不可能“齐步走”，而需要“分而治之”，梯次推进。

其三，在于改革的艰巨性。改革是一场全方位的改革，既包括经济基础又包括上层建筑，既涉及思想层面，也涉及社会层面。而从这场全面改革的“重头戏”——经济体制改革来看，不仅包括微观主体的再造和市场体系的重建，也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如此艰巨、庞大的工程，决定了各个子系统的改革绝不可能在朝夕之间“齐头并进”地加以完成，而需要选准“突破口”，渐次展开，逐渐深入。

其四，获取改革动力的需要。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必然涉及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或者说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要确保获得足够的动力，必须获得更多社会成员的理解和支持。由于改革的收益在时间的分布上往往是跨期的，改革的福利损益在个体之间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因此需要有一个过程和充足的时间，使个体逐步提高对改革收益的感知和辨识，也使社会尽最大可能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识别和必要的补偿，以增强改革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