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不再“多情”地看中国

对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来说，1983年2月底的中国之行是其人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当时，这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跟随美国著名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代表团来到北京，与中方专家开了两天的闭门会议，最终敲定了美国对华政策报告《美中关系未来十年》的最后定稿。

奥克森伯格后来曾回忆，这是美国智库有史以来最理性、最客观的一份中国报告，对之后10年甚至更长远的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评价并不为过，1983年9月，该报告公开发表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特地写信称该报告是他“就这个问题所看到的最好论文”。

尼克松的感受很容易理解。从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日益猖獗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基本还停留在“一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华民国’”上，任何对此的突破性努力，都有可能被视为是离经叛道。1959年，美国曾有一家叫“康隆”的咨询公司撰写了一份对华政策报告，指出“只有中共政权才是近代中国最强大、最具统治力的政府”、“孤立中国的政策根本无效”，震动了整个外交界，被视为过于大胆和前卫。报告主要撰稿人、当时著名学者施乐伯(Robert Scalapino)几次想进入政界，都遭到阻拦。

24年后，也正是尼克松访华十周年，大西洋委员会重燃了“康隆报告”的勇气。用尼克松信里的话说就是：“我特别赞赏你们这一建议：我们的重点应该更多地放在经济合作方面。”这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视，是那个时代美国人对刚改革开放5年的中国的最佳判断。

这是一种美国对华务实情绪的开端。该报告开篇就说：“传统上的那些‘多情帝国主义分子’(教士、商人、军人和冒险家们)使我们对中国产生了种种不切实际的、甚至富于浪漫色彩的遐想，这些遐想导致我们将中国设想为一个强国、一个潜在的民主国家、甚至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一个对日作战时的战友、一个乐于接受美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国家……美国在同中国打交道时，必须使感情成分减少，而增加现实主义的成分。”

仔细研读后，我们会很容易发现，无论是在第二章“美国及友邦和盟国的共同利益”，还是第三章“今后十年美中关系演变”，或者是第四章“苏联的作用”里，“利益”二字不断出现在字里行间。

很显然，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的作用依然明显。但在这份报告中，“经济利益”作为一种新型美中关系的基础已经萌生。正如报告富有前瞻性地说：“中国将成为一个独立的角色，我们可以预见到，美中两国将能够建立一种互利的经济文化关系，甚至是一种与美日或美英相仿的关系。”▲

责任编辑：朱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