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旭：要像用兵一样用好中国的钱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两个关于“钱”的话题，这段时间在中国各界议论纷纷：一是中国成为美国头号债主，中国到底应不应该“英雄救美”；二是中国紧急决定两年内投入4万亿人民币的固定资产投资。“用钱如用兵”，对于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的支配需要战略考虑。如毛泽东所说：抓住战略的枢纽部署战役。这个原理适用于所有领域。

巨额外汇应该首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自古不足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不足谋万世者不能谋一时。事关中国现代化全局和长远的最关键的制约因素是什么？一是资源，二是高技术。世界铁矿石寡头对中国的连续敲“砸”连普通人都感觉到了，而高油价的黑洞吞噬了中国多少钱也是尽人皆知。外汇应该用于在全球范围内控制资源，这是一个常识。日本几十年前就是这么做的，现在已经入股世界最大铁矿石公司、最大的石油公司和最大的核能公司，一举成为世界的资源大国。面对发达国家禁售武器和高端技术，试图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注定失败，不仅不能通过合资拿来技术，反而会导致大量的企业被外资控制。中国只有从“仿制西方”转变为“研制自我”，才能进入世界技术大国行列，这个过程在正确的战略决策指导下是可以实现的。

二是改善国民的福利保障。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过于依靠国外市场，靠出口拉动，其中又以欧洲、美国和日本为主。可是，欧美日三方加起来的人口，也只相当于中国国内的人口。中国产品既然可以为“外国人民”服务，为什么不能为13亿中国人服务？所以内需必须被拉动。有人可能觉得中国人穷，无力消费，其实中国人并不是绝对的没有钱，只是因为中国没有完善的福利保障，教育、医疗和住房消费奇高，对中国人起着釜底抽薪的“战略威慑”作用，使中国人不敢花钱。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民生问题的解决属于国内改革思路调整的问题，但使用外汇的一部分，用于全面社保的建立，显然是从源头上拉动内需的战略之举。既能解决全国人民的后顾之忧，又能拉动内需，振兴经济，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真正落实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何乐而不为？从战略高度看，富民就是富国的基础。

三是用以保护民族产业。我们必须清楚，工业，也只有工业，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支撑，所谓现代化，就是工业化，而这个工业化的主力军就是民族产业。中国的外汇不为这个根本目标服务，就是无的放矢。为什么我们总是恐惧外国热钱在国内兴风作浪，而我们那么多钱却无法在国外兴风作浪，也不能阻止外国投机资本在国内兴风作浪？说到底，还是我们不会“用钱如用兵”。没有方向的行军，没有目的的打仗，结果必然是遭受重创。

从外汇投资说到内部投资，笔者认为，中国现在决定在两年内投下4万亿人民币以振兴经济，决心没有错，其战略考虑，显然应该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出发，以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为依归。这应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坚定不移的目标，不能以突发性的国际金融危机为转移。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和唯一标志，是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化的转型，而不是建多少高楼大厦、铁路桥梁，更不是GDP的概念。美国在近代的发展就是先以政策吸引巨资投向钢铁、石油、铁路和机械制造，然后以“阿波罗登月”“星球大战”和“信息高速公路”等大型国家计划，引领资金和企业朝向现代高技术发展转移。中国经济学家最需要避免的是思维单一，没有全局战略头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在为决策层提供的参考方案中，局部看似乎是周密的，整体看则大可置疑。就眼下而论，是保GDP增长重要还是抓住机遇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布局重要？杀鸡取卵和饮鸩止渴都有短期的效果，但也是走不通的捷径。中央提倡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部门“问计于民”，道理正在于此。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攒钱千日，也是为了用在一时。如何使用外汇，是国家战略问题，不能由经济专家，更不能由具体的银行、金融部门擅自决定。早在上世纪初，法国内阁总理克雷孟梭就说过，“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给将军们去干”。美国学者埃利奥特•科恩在他的《战争中的元首和将军们》一书中说：将军们可能认为自己懂得取胜之道，但政治家们才是具有大局观的人。套用克雷孟梭的话，金融、外汇的使用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给银行和金融决策部门去干。美国的7000亿救市计划，并不是由美国银行系统和财政部说了就算，而是经过美国府院反复的讨论、否决、再讨论才通过的，美国是用国家战争决策机制来决定这一方案的。与此相比，动用巨资购买美国债券，是否也应当通过全国人大和政协讨论？决策机制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两国对金融问题战略重要性的认识不同和操作程序的不同。中国现在处处强调与国际接轨，其中也应该包含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接轨。军事上讲现代战争观，经济上也应该强调战略经济观。▲

（作者是资深战略评论员、空军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