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解决矛盾不能总靠一把手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同时,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出租车司机罢运、飞行员罢飞等事件接踵而至。社会矛盾的发生,并不是什么可怕之事,世界上哪个国家会没有这样的矛盾呢?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解决,找到合适的劳资沟通渠道。如果无论出了什么大事小事,总是要市长、省长这样的一把手出面才能解决,那么矛盾只会越闹越大。因此,只有建立和完善健全的利益表达和沟通机制,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
在西方国家,群体性社会矛盾激化,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如果纽约的地铁工人要加工资,必须由市长出面,那么,美国地铁工人要求加工资,就要由布什总统出面来解决?那样的话,白宫岂不是成了九品判案厅?每一级政府有每一级政府的职责,每一级政府中谁该管什么也应有明确分工,不能事事都找一把手,如果美国的市长、州长,甚至总统整天都忙于接待请愿的民众,那可真是本末倒置,大材小用了。
对于不同领域的问题,政府应当有不同的解决机制。比如,纽约市对出租车的管理就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出了问题由这个委员会来和出租车司机的工会谈判解决,或者由这个委员会出面,向出租车公司的老板们提出具体的要求。有了这个机制,一般的问题就根本用不着市长来出面解决了。
事实上,解决群体矛盾,要害在于基层行动,而不是权力方的调停平息。在西方社会,权利维护和社会纠纷解决渠道中,各种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和机构比较健全,工会、协会与法庭成为劳资协调的中介。近年来,好莱坞编剧罢工闹得沸沸扬扬。尽管编剧间的利益差异巨大,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感觉制片方利益分配不平等时,全美编剧协会就挺身而出。经过数月的讨价还价,制片和编剧协会取得新共识,劳资矛盾得以调解。
那么,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呢?当然,政府作为第三者,可以在法规的制定、监督和确保谈判的顺利进行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必要的时候,政府还可以帮助弱者说话。
社会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国家权力的介入与调停,而在于基层社会群体有无良好的利益表达机制与资方谈判。如果每个团体都可以合理地利益表达,劳资双方沟通渠道也非常畅通,在反复利益博弈过程中,就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利益平衡点。可以看出,基层利益群体的维权自觉度与团体凝聚力至关重要。倘若博弈双方都能通过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机制,进行坦诚的沟通和互动,而不是走向冲突和暴力,则有助于建设和谐的社会秩序。如果一味诉诸于政治权力的威严,来保证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只会大大扭曲劳资利益沟通渠道,形成一种依靠权力的社会心理文化。为什么我们只相信人的正义裁判,而不相信制度保障呢?
一种好的制度模式,一项顺畅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能保证无论谁参与,无论在何处,都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仅仅依靠公共权力部门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只会使利益平衡复杂化。在收银机发明之前,超市老板绞尽脑汁,通过思想教育、道德灌输以及相互揭发等办法,都难以杜绝收银员的偷钱作弊行为。直到有一天,一位聪明的美国西部超市老板发明了收银机,这项重大的物质制度发明杜绝了收银员的小聪明———不管收银员品性如何,都只能乖乖地收钱。所以,与其等待国家权力来调解矛盾,不如基层先行,团结就是力量,形成利益共同体。
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本缘由,在于一些群体的声音无法表达,无法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更不用提有效的沟通、博弈和利益保障了。要化解转型中国的诸多社会矛盾,形成和谐的社会秩序,根本之途不是求助于公共权力的“钦差断案”,而是基层积极行动起来,形成自身的利益聚合和表达机制,与博弈方有效对话、沟通和谈判。▲(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