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解决矛盾不能总靠一把手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同时，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出租车司机罢运、飞行员罢飞等事件接踵而至。社会矛盾的发生，并不是什么可怕之事，世界上哪个国家会没有这样的矛盾呢？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解决，找到合适的劳资沟通渠道。如果无论出了什么大事小事，总是要市长、省长这样的一把手出面才能解决，那么矛盾只会越闹越大。因此，只有建立和完善健全的利益表达和沟通机制，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

在西方国家，群体性社会矛盾激化，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如果纽约的地铁工人要加工资，必须由市长出面，那么，美国地铁工人要求加工资，就要由布什总统出面来解决？那样的话，白宫岂不是成了九品判案厅？每一级政府有每一级政府的职责，每一级政府中谁该管什么也应有明确分工，不能事事都找一把手，如果美国的市长、州长，甚至总统整天都忙于接待请愿的民众，那可真是本末倒置，大材小用了。

对于不同领域的问题，政府应当有不同的解决机制。比如，纽约市对出租车的管理就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出了问题由这个委员会来和出租车司机的工会谈判解决，或者由这个委员会出面，向出租车公司的老板们提出具体的要求。有了这个机制，一般的问题就根本用不着市长来出面解决了。

事实上，解决群体矛盾，要害在于基层行动，而不是权力方的调停平息。在西方社会，权利维护和社会纠纷解决渠道中，各种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和机构比较健全，工会、协会与法庭成为劳资协调的中介。近年来，好莱坞编剧罢工闹得沸沸扬扬。尽管编剧间的利益差异巨大，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感觉制片方利益分配不平等时，全美编剧协会就挺身而出。经过数月的讨价还价，制片和编剧协会取得新共识，劳资矛盾得以调解。

那么，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呢？当然，政府作为第三者，可以在法规的制定、监督和确保谈判的顺利进行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必要的时候，政府还可以帮助弱者说话。

社会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国家权力的介入与调停，而在于基层社会群体有无良好的利益表达机制与资方谈判。如果每个团体都可以合理地利益表达，劳资双方沟通渠道也非常畅通，在反复利益博弈过程中，就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利益平衡点。可以看出，基层利益群体的维权自觉度与团体凝聚力至关重要。倘若博弈双方都能通过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机制，进行坦诚的沟通和互动，而不是走向冲突和暴力，则有助于建设和谐的社会秩序。如果一味诉诸于政治权力的威严，来保证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只会大大扭曲劳资利益沟通渠道，形成一种依靠权力的社会心理文化。为什么我们只相信人的正义裁判，而不相信制度保障呢？

一种好的制度模式，一项顺畅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能保证无论谁参与，无论在何处，都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仅仅依靠公共权力部门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只会使利益平衡复杂化。在收银机发明之前，超市老板绞尽脑汁，通过思想教育、道德灌输以及相互揭发等办法，都难以杜绝收银员的偷钱作弊行为。直到有一天，一位聪明的美国西部超市老板发明了收银机，这项重大的物质制度发明杜绝了收银员的小聪明———不管收银员品性如何，都只能乖乖地收钱。所以，与其等待国家权力来调解矛盾，不如基层先行，团结就是力量，形成利益共同体。

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本缘由，在于一些群体的声音无法表达，无法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更不用提有效的沟通、博弈和利益保障了。要化解转型中国的诸多社会矛盾，形成和谐的社会秩序，根本之途不是求助于公共权力的“钦差断案”，而是基层积极行动起来，形成自身的利益聚合和表达机制，与博弈方有效对话、沟通和谈判。▲（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