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迟钝激发群体事件 专家呼吁设群体代言人

继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等事件后，今年11月份，重庆、甘肃、广东等地，又接连发生多起群体性出租车罢运、冲击党政及公安机关的事件。

群体性事件频发再次敲响警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度转型，社会阶层逐渐分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因分配不公、利益调整失当引发群体性冲突，已经威胁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基层政权的稳定。

综观今年以来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众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群体利益协商、调整机制缺失，成为引发冲突的主要诱因。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破除体制性梗阻，是化解群体性事件频发困局的当务之急。

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

调查显示，多数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还在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其合理诉求的表达、反馈渠道不畅，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

甘肃陇南“1117”事件，起因于陇南市武都城区及东江镇拆迁户担心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其住房、土地利益及个人生计得不到保障。拆迁户曾多次找政府反映问题，但始终得不到放心的答复和解释，最终在集体上访过程中演变为上千名群众参与的暴力冲突，造成干群数十人受伤，党政部门100多间房屋、22台车辆被砸烧。陇南市有关领导在反思事件时坦承，对群众利益诉求的迫切性、群众情绪可能导致后果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事前对有关情况不了解、掌握的很少。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在重庆主城区8000多辆出租车全城停运之前，出租车主、驾驶员多年来不断向交通运管、公安交管部门反映收入降低、加气难、黑车多、罚款多等问题，部分出租车司机还因此搞过“罢运”，但他们的种种诉求长期无人理会，最终酿成持续近两天的全城罢运，给城市交通、市民出行造成严重影响。

事实表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和问题，多数是当事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向党政部门反映过的，而这些问题与诉求之所以得不到及时解决和有效回应，受访专家认为，除了一些基层干部执政为民意识淡薄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群体诉求表达遭遇了体制性迟钝：一方面，一些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长期把发展经济这个“第一要务”当作“惟一要务”，只热衷于招商引资、上项目，对民生问题不够重视，把群众中特定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当成“杂音”，民意、民怨难以入脑、上心；另一方面，在现行体制下，基层政府和干部有“唯上”的压力，却没有“尊下”的动力，只要事情不“闹大闹炸”，就难以认真倾听和有效解决群众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