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认识恐怖主义莫只见主义不见问题

孟买“11·26”恐怖袭击发生以后，国内传媒在第一时间作了大量报道、分析和评论。不少人将这次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的原因归结为三条：一、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宗教混杂的社会，从历史上到今天，宗教、民族冲突就一直不断；二、近年来印度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与宗教、种族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并与最新的国际因素相结合，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温床；三、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印度反恐体系建设滞后，对恐怖主义打击不力。

照此分析，“多民族和多宗教混杂”是不可改变的现状，而反恐体系建设取决于综合国力，实际上当下唯一可能有所作为的，就是贫富差距的改变。即使不能说贫富差距拉大是恐怖主义的根源，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要缓解乃至根除恐怖主义，从根本上只能靠调和贫富差距、推进经济平等来实现。而主要针对西方国家的国际恐怖主义，则是由“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引发的。

我认为，这正是关于当代恐怖主义认识的一个重大误区。它以抽象的“主义”替代具体的“问题”，促使一些有关恐怖主义的研究建立在非常不可靠的前提之上，有意无意地将“恐怖袭击”与“武装叛乱”这两个具有本质区别的概念混为一谈。

众所周知，“叛乱”或“革命”与恐怖袭击一样，会造成大量的人员——包括武装人员和普通平民——伤亡，但不同之处在于：“叛乱”并不以杀人为目的，高目标的叛乱是为了推翻现有政权，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低目标的叛乱是为了在一个政权之内，建立一块不服从该政权统治的“领地”，也就是俗称的“占山为王”。因此，为了服务于上述目标，叛乱者通常不仅不会滥杀无辜，还会有意识地维护和整饬自己“领地”内的社会秩序，向叛乱尚未到达的其他地方显示自己的优越性。当叛乱局面失控时，通常会发生大规模的烧杀、奸淫、掳掠行为，但这是为了获取实际的“利益”，并不是为施暴而施暴。

恐怖袭击则正相反，其自身并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政治诉求，也不谋求任何现实利益；它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一切可能的恐怖手段，来破坏现存社会秩序。因此，叛乱的本质是反政府，而恐怖袭击则是反社会和反人类；叛乱者与遵纪守法的公民同属理性人，而恐怖分子则是完全非理性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当代恐怖主义与传统的“造反”或“革命”的根本差别。因而，沿用过去那套平息叛乱和所谓铲除社会矛盾土壤的办法，对打击恐怖主义来说很可能是缘木求鱼。大量事实已经表明，策划和实施纽约和伦敦恐怖袭击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并不是生活贫困的社会底层人士，他们中甚至还有不少是出生、成长在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子弟。请想象一下，面对着一个从小不愁吃穿、受过良好教育、在金钱美女面前无动于衷的杀手，你想用改善他的经济处境来诱导他放下屠刀，可能吗？

当然，我并不认为当今国际社会和印度(包括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是公正合理的；我也同意，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是促发恐怖主义的重要催化剂。但我认为，在对任何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必须坚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客观科学的态度，而不能不负责任地将许多宏大的政治抱负加诸其上。对恐怖主义进行深入研究，是为了有助于以后采取最有效的办法遏止它。恐怖主义问题确实牵涉到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但如果一开始就抱定“社会不公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这一先入之见，那就等于宣布所有这方面的研究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最终的“正确”答案早就在我们心中，所谓研究，目的都不过是为这个“终极答案”增添新的注脚而已。

我们确实应该推动不公正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这项事业与消弭恐怖主义的事业也确有交集，但它们毕竟不是同一件事情。草率地把后者的成因往前者身上一推了事，不仅不会有任何建设性的贡献，还可能进一步激化人们对社会的憎恨和仇视，从而为恐怖组织制造潜在的“兵源”。

退一步说，即便认同社会不公是恐怖主义的根源这种说法，我想，一个真正严肃认真的研究者，也一定会提出：同样是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为什么在泰国引发的是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在索马里以海盗肆意横行的面目呈现，而到了印度就演变成了恐怖袭击？同样是恐怖主义袭击，纽约的“9·11”、伦敦的“7·11”和孟买的“11·26”之间有哪些异同？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我们才能深入问题的核心，才能开出解决问题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