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期待国民收入也能翻一番

回顾历史，由于海外经济形势突然恶化所引发的国内被动型刺激政策并不罕见。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已经历过类似局面。对比前后十年的应对调控政策，可以发现，本轮应对危机的基本政策思路与十年前类似。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既有的政策思维是否能够迅速取得成效，而短期的政策成效是否能换来长期增长潜力的提升。

尽管投资、出口和消费三个因素并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三者的实际经济含义却并不相同。投资在投入初期能够以需求增长的形式拉动内需，但是在一定时间之后，投资行为所产出的终端产品会转而成为供给，必须要依赖消费需求的扩张才能够消化。换句话说，投资需求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虽然迅速，但是如果终端消费需求无法同步提升，那么国民经济终究还将会面临增长后劲乏力的问题。而最为不幸的情况就是，大规模投资拉高了资源市场价格，推升了整体物价水平，而消费市场却无法消化终端产品，所谓的“滞胀”问题就会随之而来。

1998年突然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危机的源头在于亚洲市场，也就是世界制造业基地。而欧美市场的消费需求和实体经济只是受到部分波及，并未遭遇实质性打击。也就是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特征是全球的消费需求并未大幅度衰减，对于以工业制造为优势的中国而言，大规模的投资注入所带来的市场产品供给，拥有了稳定的消费渠道。与之相比，此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则截然相反。危机的策源地在于欧美市场，当下的世界经济格局是制造能力依旧强盛，但是消费能力却大幅减弱。由此所带来的问题是，短期大规模投资建设固然能够让经济指标优化，但是随着投资品转化为消费品，市场是否有能力把它们消化掉呢？

截至目前，中央政府给出了4万亿规模的投资规划，而地方政府公开的投资规划累积已经达到11万亿。二者相加，已经达到年度GDP总量的一半左右。可以说，单纯依靠投资行为所拉动的经济增长已经毋庸置疑。然而，从长远看，是否能够真正帮助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则需要进一步仔细考量。

与投资刺激方案相比，目前侧重于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仍显不足。以此观察，次贷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或许恰恰是实现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契机。应对危机的总体政策规划不能是“应景”之举，而是应该借此机会实现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立足于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目标。实现国民收入增长最成功的案例在于日本。1960年日本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成果是，1967年日本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反观中国，有关内需不足的矛盾并非始于今天，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是宏观调控的重点，至今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也正因此，一旦海内外经济形势出现波动，有关拉动内需的问题就会备受关注。

刺激经济不仅仅是当前抵御危机的权宜之计，更是促进我国经济长效、健康发展的根本之策。我们期望的是一个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的出台，而不仅仅是立足于短期内经济提振的“投资刺激方案”。▲(作者是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