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警惕经济危机传染全球政治

放宽历史的视野，我们就不能只从经济角度来考量这场经济危机的范围和影响。几乎每一场经济危机都带来了明显的政治甚至军事后果，后果的严重性与经济危机的严重性成正比。这种严重性如果不提前预计并尽早防范，小则国家、大则世界所面临的，就不是简单的经济停滞问题了。

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曾经使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改变经济政治政策，社会主义、罗斯福新政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作为失败的自由资本主义方案的替代物，当它们一同出现于世界经济政治舞台并相互竞争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因此发生。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源起，仅仅从道德上指责法西斯主义的“反文明、反人性”是不够的。“主义”是问题的产物。这些“主义”尽管名称不同，但都是当时各国民众意愿的产物，而且在一定时间内都缓解了各自的国内矛盾和冲突。在二战前夕，这些不同的政策选择即发展模式，由于各唱各调，不能在同一个世界协调它们之间的权力利益和意识形态差异，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又加剧了国际政治中本就存在的纠纷和冲撞，于是对立的军事联盟出现，最后只能再通过一场全球性战争来解决问题。

前进和轮回都是世界的常态。虽然不能认为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是六、七十年前的世界事态的重演，但近几年间世界经济政治中出现的一些迹象，却非常不令人乐观。俄罗斯在上世纪末以来改革国家经济、政治政策后，与西方国家间关系重新陷入紧张，政治观察家们开始惊呼世界已进入“新冷战时代”，就让人再次感受到了世界经济中的理念和模式之争的残酷性。

世界在这个时刻无疑是一个危险世界。中国在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中能扮演和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首先应该明确的，乃是危机的性质，要知道世界到底患了什么“病”。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这场金融危机反映的乃是国际社会中长久存在的两种典型纷争：一类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后发国家之间。西方国家用诸如天文数字般的债务套住非西方国家（如1982年和1994—1995年的两次墨西哥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都直接起因于无力偿还外债）等手段，使绝大多数后发国家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难以“翻身解放”。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内部和发达国家与后发国之间贫富分化的加剧，以及众多后发国家的国民经济和国家组织体系在垄断资本的巧取强夺下“有控解体”，都说明，自上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纷纷告别凯恩斯主义后，资本主义已再次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回归。这是近些年来一些后发国家政治纷争增多、社会动荡不已的深层成因。

另一类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世界再次看到欧美之间围绕世界金融和经济、政治主导权的激烈竞争。西方国家之间有斗争，但捍卫的都是自身的利益，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都不过是欧洲和美国眼中可以使用的棋子，而其他更多后发国家的利益则根本不在西方世界的考虑范围之列。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有义务尽到自己的努力，防范世界重新回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的社会和政治生态。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后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的一大教训就在于：在经济危机前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不是协力促进国际正义，而是相互关闭国门力求自保，结果导致各种力量间的残酷斗争。今天的世界应该避免再次因为不同的经济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而出现对立性的政治军事集团。因此，必须加强国际协调，保障世界贸易体系的通畅运行，同时减少国际国内的不平等不正义。

中国不能不在世界经济政治中保持鲜明的独立性，既不做欧美声音的附和者，也不做欧美愿望的纯粹对立者。这与中国在现阶段的国家特性有关。中国是发达国家中的后发国家，后发国家中的发达国家，至少拥有五种国际身份，即有自身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地缘上的亚洲国家、非西方后发经济体、大国群体的组成成员、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中的战略选择，要依这五种身份定位，兼顾国际正义需求与权力政治现实，在参与大国政治的同时，又要致力于协调西方与非西方“两个世界”间的意识形态差异与现实利益冲突。▲

(作者是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