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乡为什么要比工会有号召力

11月25日，广东东莞一家玩具厂爆发一起劳资纠纷引起的群体事件。与大多数群体事件一样，情绪激动的群众砸了警车、破坏了办公设备，并且，也是有“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在发泄他们的不满。事态虽已得到平息，但在这个事件中，“老乡”所发挥的组织和策动乃至安抚作用十分明显，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广州日报》11月26日）

事件的起因是玩具厂要辞退两批员工，但厂方与员工在经济补偿问题上发生争执。报道没有提到这家据说是港资企业中是否有工会、工会是否发挥了作用。如果确实发挥了作用，相信新闻媒体不会隐善不彰。于是，因为裁员涉及到的经济补偿过低，员工中间的不满情绪，没有能够按照某种程序设计，通过工会组织实现与厂方的顺利沟通，而只能是由员工中的勇于出头者出面与厂方自行沟通。

且不说这种自行沟通是否有效，但凡事情走到了这一步，对员工而言，肯定已无回旋余地。事情无论成败，出头谈判的人肯定是要走人的，甚至弄不好，他们就是秋后算账中要处理的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这实在是当今劳资关系的悲哀——中间斡旋组织的缺失，不仅仅是工人的悲哀，同时也是资方的悲哀。

工会哪里去了？中国工会会员超过两个亿，不是号称世界上人数最多吗？一个世界第一的组织，往往在具体的群体性事件中让位于老乡，其间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按说，处于工业化加速期的中国，亟须建立比较完善的劳资博弈机制，而劳资能否合理合法地博弈，往往取决于中间组织、也即代表工人权益的工会组织。

然而，至少从目前看，国内工会组织在某些涉及工人根本权益的问题上，是令人遗憾地缺席着的。利益代言让位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总目标是一个原因，其自身与所代表的工人缺乏水乳交融的联系，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而恰恰在工会组织缺席的地方，枝枝蔓蔓的老乡组织部分地填补了空白，甚至成为工人的主要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