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的情报人生 打入汪伪“特工总部”

潘汉年长期战斗在我党秘密战线，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他出入魔窟，凭借着对党的耿耿忠心和自己的大智大勇，为党除奸，创造了鲜为人知的特殊功绩。

百乐门饭店的神秘来客

1939年9月下旬的一天，位于上海租界华山路愚园路口静安寺西侧的百乐门饭店，走进来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个儿不高，长脸，挺拔的鼻梁上有几点浅浅的天花痕迹，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乌黑的头发上涂着闪亮的凡士林油，美式白皮鞋一尘不染，好一副小开气派!他自称萧叔安，住进了一间豪华型的套间。

这位神秘来客不是别人，正是潘汉年。

事情还得追溯到1938年下半年。这年8月间，潘汉年在香港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通知，令他迅速北上，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是，潘汉年日夜兼程，经广州、武汉返回延安。

六届六中全会从1938年9月29日开幕至11月6日闭幕，这次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及其具体的组织措施，对于潘汉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会议确定把敌后工作作为党的工作重点之一，而在这条战线上，潘汉年堪称行家里手，他无疑成了中央指定的重要领导人选。由于南方局的建立，潘汉年此后的工作一直在周恩来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之下进行。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后，潘汉年被留在延安工作。1939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社会部，潘汉年参与了该部的筹建。中共中央社会部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由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康生兼任部长，潘汉年与李克农同为第一任副部长。这样，康生就又成了潘的顶头上司，此后潘在康生的具体指导下，参与领导了党的情报工作。

在延安，一位名叫董慧的姑娘走进了潘汉年的生活。董慧1918年生于香港，她的父亲董仲伟是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也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七·七”事变爆发后，董慧毅然放弃已经考上了西北联合大学的求学机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1月，20岁的董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董慧被分配到马列学院，与江青做了同学。

1939年9月，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动手术，经组织决定，让他到香港治疗，顺便了解和兼顾那里的统战和情报工作。一到香港，潘汉年立即与廖承志取得联系，此后，他一面治疗眼疾，一面协助廖开展香港地区的统战工作。两个月之后，潘汉年的眼病基本痊愈。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以中社部副部长的身份，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指挥原在香港的各系统情报班子。

根据中央的指示，潘汉年新建了一个包括陈曼云、梅黎、高志昂等人的情报班子，又吸收了刚从重庆赴港的刘人寿、黄景荷，董慧也在这时候加入。另外，潘汉年又吸收了著名实业界人士以及其家属子女和富有传奇经历的华克之等得力的情报干部，使情报工作的触角深入到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

自此之后，潘汉年全身心地投入到情报工作的第一线，在加强香港情报工作的同时，又奉命着手组建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1939年9月，他带着董慧以及刘人寿、黄景荷等人，从香港乘船到达上海。

此时上海“孤岛”的形势错综复杂。这里既是敌我友三方互相角逐的主要场所，又是摄取各种战略情报的重要窗口。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潘汉年到上海后，便化名萧叔安，租用了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为掩护其活动的地点。当时，日伪警宪特务也经常出入这家颇有名气的豪华饭店，潘汉年深知敌人有“灯下黑”的弱点，“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

潘汉年抵沪后，立即通过剧艺社的地下党员蓝兰和于伶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很快编织成一个颇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潘汉年不仅利用电台，而且还利用邮政联系、派专人递送等方法，始终保持同延安、重庆、香港的联系。

潘部在上海的情报工作人员，各个时期包括内勤外勤不过三四十人左右，队伍短小精干，却富有极强的战斗力。正是依靠了上述的情报网络，潘汉年采取极为巧妙的斗争手段，周旋于日本特务和汪伪汉奸之间，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斗争，“奔波为党险如夷”，创造了中共情报斗争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