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中国文学软实力必须脱困

在经历了30年的经济高速成长之后，中国人开始对软实力的成长感到隐忧。拿文学来说，其影响力和经济的影响力之间存在的不平衡始终有增无减。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宣布都会成为中国对自身文学反思的节点，而当我们的某些文学作品受到外界关注、或是在海外出版后，又会迅速沾沾自喜的乐观。这种忽上忽下的心态，正体现了文学软实力在脱困过程中的焦虑。

这种困惑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就已出现端倪。那时的困扰是“内向型”，当时的中国文学和其他领域一样都远远落在世界潮流之后，所有领域都需要“走向世界”。中国文学界迫切需要现代化，焦虑本身是冲破束缚、寻求开放的征兆。与其说，中国文学在关注自己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的位置，不如说中国文学在探求“我是谁”。而当时的外部环境其实给中国文学脱困进行了一定的减压。当时国际上对于中国文学相当关注，其主要目标是通过文艺途径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将文学作品视为研究社会状态变迁的素材和资料，这和一般性的文学阅读有着相当的距离。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就用了相当的篇幅讨论刘心武的《班主任》，将这一作品视为中国变革的重要的征兆。双向的因素造成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红火。

而时至今日，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中已居于关键性的位置，当文化交流成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时，文学如何走出去真正地成了凸显的问题。对于世界而言，中国文学回归了“文学性”，是“文学”意义上的“中国”，而不再是“中国”意义上的“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已经变成了“融入世界”的问题。但在期望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相当的差距。一方面，在中国内部，“文学”开始被“边缘化”，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成为小众化阅读，拉远了与社会焦点的距离，而大众化文学的读者主要是青少年，这限制了文学作品在多样性和深度上的拓展。同样发生剧烈变化的是中国文学所身处的国际环境。了解中国社会的渠道越来越丰富，中国文学的外国受众从对中国好奇的人逐渐缩小到更为专业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如何吸引越过了文学的脊背而投射到中国其他方面的外界目光？这才是中国文学软实力的新焦虑所在。

尽管目前，中国的纯文学尚未被稳定的外国小众读者所接受，而大众文学又没有找到与外界对话的最佳结合点，但中国的发展使其越来越为全世界所瞩目，文学必将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建构国家形象、促进中外沟通的责任，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中国内地文学现在已经是全球性华语文学的一部分，两岸三地的中文写作和海外华语作家的写作构成了巨大的华语文学空间，全球性的出版、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人读者提供了基础，加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群，建筑“华语文学共同体”是一个可规划的未来。这一体系的建立，可以保证华人在世界范围内无时空障碍的交流，促进自身实力的增长，更好地和其他文学对话。另一方面，语言的翻译问题和文化的陌生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文学和华语文学融入世界的难度和障碍，我们需要更多优秀的翻译人才，让华语作品有更高水准和更好文学价值的译本，使得华语文学的作品通过跨语言的交流得到更好的传播。

文学与各种软实力紧密相连，既能帮助拓展中国在世界各领域的影响力，同时又需要借助于其他方面的传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鉴于类别的特点和自身因素，中国文学软实力脱困肯定要比硬件和其他文艺形式“走出去”要艰苦、要长期，但实现了走出去不仅是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更对中国的贡献。▲（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