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蓝欣：全球金融峰会，中国如何作为

凯恩斯会对我们说什么

■很少有人想到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始人凯恩斯那里寻找答案

即将召开的华盛顿金融峰会的一个秘而不宣的争斗焦点是对英美主导了100多年的盎格鲁—萨克逊体制的改造力度究竟应当有多大？如果说这个体制已经面临终结的命运，应当用什么体制加以取代？中国又该如何作为呢？

凯恩斯如果还活着的话，一定会对此有话要说。也许只有他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不仅是战后世界金融体制的始作俑者，而且他在那本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论著中，早就不幸言中了今日的情形。

战后长期主导世界金融的盎格鲁—萨克逊体制有两个特点：其一，用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作为国际金融机构的理论信条和指导方针。其二，各国金融市场的创新和操作规程由市场来主导。

长期以来，自由经济学家的主要成就在于证明自由市场经济不会造成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所以，人们对此次危机的爆发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对世界金融体制的改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提出的方案不少，但切中要害的不多，原因是各国的利益不同，期望值也不同，而种种“改革国际金融体制”的呼声背后都有着国际政治斗争的大背景。

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抛弃了战后的国际金融体制，但一直利用其“帝国货币”的地位保持领导地位，英国人则要建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回到英美合作的盎格鲁—萨克逊体系。法国人想要以欧洲的“大陆金融体系”取代盎格鲁—萨克逊体制。当然，还有不少人盘算着怎么让中国能更负责任，帮他们去填补那些深得似乎看不见底的窟窿。尽管各种建议颇多，有趣的是，很少有人想到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始人凯恩斯勋爵那里寻找答案。

■中国应当以静制动

曾几何时，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全球的信条，凯恩斯经济学成为“滞胀经济学”的代名词，是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凯恩斯传》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说了这样一句在当时看来不合时宜的话，“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经济学就不会消失”。道理很简单，凯恩斯从来就“不仅仅是个经济学家”，更不是冷血的“市场经济科学家”，他坚持强调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他的人本思路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

凯恩斯认为，市场主导的金融投机活动是一种“动物本性”，本无大害，但当一个国家的资本运作过程成为“赌场活动的衍生行为时”，整个经济体制就要出问题。他还指出，金融投机活动如同赌场中的抽对子牌戏，目的是设法将差牌转让给下家。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将“有毒债务”转嫁给别人。

重读凯恩斯的话，或许今天的中国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发。我们至少要明白，今天中国的立足点应当放在防止成为“有毒债务”的主要被转嫁对象。中国没有在这个赌场中参与过大规模的博弈，所以对金融危机不但没有责任，而且是直接的受害者。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应当以静制动，因为美欧之间的争斗尚未展开，争论焦点也欠明朗，中国本无具体改革方案，此时贸然介入，不如静观其变。

从原则上讲，中国可以适度呼应法国的要求，积极支持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但对英国的方案却要三思而后行。布朗首相提出的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力的方案并不能有效地扩大中国的发言权。因为中国目前在这个机构中只有3.65%的投票权，增加投票权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即使增加一倍的投票权也无足轻重。此外，这个机构本是“自由主义经济”的“华盛顿共识”之大本营。法国的具体方案虽然还没有明朗，但从根本上质疑现行金融体制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法国曾经是一个老牌的金融帝国，从来不愿意将英美的自由经济思想视为正统，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被认为是正常的。事实上，直到１９８４年，法国才开始实施开放金融市场的改革。

布什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任何改革不得阻滞自由市场经济的运作，布朗首相以英国的方式遥相呼应。可以想象，法国政府必然会在美英模式衰落的历史时刻，借鉴本国的历史经验，重新寻找一个更加可行的模式。这个模式必须要有利于欧元地位的崛起和欧盟共同外交的形成，因此对中国的战略意义重大。

就近期来看，盎格鲁—萨克逊体制仍然有可能再苟延残喘一段时期，而欧盟达成共同的国际金融改革政策恐怕还需时日。总之，中国对华盛顿金融峰会的期望值不能过高，但也不妨提出一些原则上的建议，特别是借鉴中国传统的“节用以礼”的思路，推动国际金融体制运作的合理与公正。

■凯恩斯的三个信条没有过时

中国的当务之急还是谨慎从事，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对于中国来说，凯恩斯的三个信条没有过时。第一，不能过分依赖自由贸易。凯恩斯认为，由于没有保障充分就业的办法，很多国家不得不过分依赖出口推动的发展方式，最终引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应。在推动一个国家同国际经济的融合过程中，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是必要的。

第二，凯恩斯相信工商业活动受到“不确定性”的制约。生意上的决定取决于长远预期，而对长远预期“不可能有科学根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可预测的概率”。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市场的波动是一种特有的流行病。人民币继续呆在这个体制之外，利多弊少。

第三，在汇率问题上，凯恩斯本人偏爱用国际协定来调节的固定汇率制。他经历了20年代和30年代的货币战，亲眼目睹了国家操纵汇率以达到贸易上的竞争优势的手段。他曾把英国在1921年的经济衰退归罪于东亚地区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因此，他反对一个国家依赖汇率偏低的货币来不断积累外汇储备以达到出口推动型经济发展的目的。他指出，外汇储备不是为了囤积而是为了使用。他一定会敦促中国人多花少省，积极推动内需。▲（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