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罢运难题或应从破除垄断入手

作者：王建勋

最近，重庆、三亚等地的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地方政府表示，将采取降低份儿钱等措施来保护司机的利益；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也表示，各地应当推进出租车企业组建工会，建立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等制度。毋庸置疑，无论是降低份儿钱还是组建工会，都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司机和出租车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助于保护出租车司机的正当利益。但是，要想根本地解决出租车业频繁发生的罢运问题，还是应当在出租车制度上做文章，尤其是破除这个行业中不适当的管制。

众所周知，我国出租车行业制度设计的典型特征是特许经营。其基本做法是，在某个城市设立若干家出租车公司，由有关部门确定出租车牌照的数量，然后由出租车公司“垄断”这些牌照。这意味着，想要开出租车的司机通常都得加入一家出租车公司，并无条件接受该公司设定的各种条件，包括份儿钱和押金的数额、车辆保险、维修义务等。司机要么接受这些条件，要么放弃开出租车的机会。许多司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接受出租车公司提出的条件，尽管他们有一肚子委屈。不难想象，这种制度设计的必然后果是，出租车公司总是设定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尤其是高得离谱的份儿钱。当出租车司机无法忍受巨额份儿钱时，他们几乎唯一的办法就是运用“弱者的武器”——罢运。

也许有人会说，由政府对出租车公司的份儿钱数额进行规定或者限制，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是一种典型的干预价格思维。且不说这种思维可能会引起出租车公司的激烈反对，单是在确定份儿钱多少才是合适的这个问题上，就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不仅因为出租车公司的购车、保险、培训、管理等成本随市场条件的变化而会随时发生变化，而且因为出租车司机对份钱的衡量标准取决于其交完份儿钱之后的收入状况，而后者则又取决于油价以及营运市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根本无法长期甚至一劳永逸地代替出租车公司和司机确定份儿钱的数额，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市场问题，而市场是瞬息万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