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政府开支长远看是削减内需

周洛华 上海大学金融学副教授

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影响了实体经济，导致我国经济面临下滑的风险。为挽救经济的失速趋势有人提出应该从增强政府功能的方面入手来提升经济发展速度，以期保持社会稳定。

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上出现各种报道，主要出发点是增加政府投资，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估计有上万亿的铁路投资；为了拉动内需，免除老百姓在消费时的后顾之忧，政府将大力推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这是改进版的东亚金融危机应对之策。

这些政策的初衷都是好的，是为了保持我国经济在较快水平上的增长。但从金融学角度来说，实现内需驱动型的良性增长模式，不能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而只能依靠政府降低税收并提高效率。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可以积极考虑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而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就应该积极考虑减税，压缩开支，并提高自身服务效率，这样才能促进国内的消费需求，使我国经济平稳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启动消费必须压缩政府开支，而不是增加。美国曾在大萧条时期实践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用大量的政府开支去创造有效需求，其结果只是在GDP的数字上增加了几个百分点，赤字财政实质是让全体人民背上了更多的负债，从长远来看是削减内需。

如果政府增加开支，最终会压缩居民消费，压缩消费类企业的投资。当我们用现代金融学的观点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时，会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用资产复制的办法构建一项风险和收益与基础设施相当的资产包，打开这个资产包，发现其中有许多针对实体经济的空头头寸，也就是说，政府投资持有了基础设施的多头，也就相当于政府发行国债去持有类似可口可乐、吉列刀片等消费类股票的空头。政府做多基建类公司，实际上是在做空消费类公司，其原理是现代金融学的基石矢量性头寸的观点。这个问题是那些只懂得“投资就是增量，就做了加法”的经济学家们不能理解的。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标是要启动消费，就不能在经济下滑的时期，从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否则等于给消费品行业加上了一个更大的空头。增加政府开支会抑制国内消费。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在短期内拉动GDP，补上公共项目建设的不足，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奉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目前被广泛认可的办法。

启动国内消费，必须从减税入手。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要促进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正确主张。我国政府最近宣布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但增值税如果只在内销商品上征收，而对出口商品退税，就相当于牺牲内需而补贴外销，等于变相地提高了内需的税率。出口加工企业同样在中国领土上享受各种设施和福利，享受同样的公共产品，却不用缴纳增值税，其结果就是：所有这些公共商品（包括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措施）都是由国内居民纳税来支持的，出口商虽然享受了同样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商品却不需要缴纳相同的税收。这就相当于国内消费者为国外消费者缴纳了中国的增值税，出口越多，国内消费者的税率负担越高。因此，启动内需应该果断地降低内销的增值税税率，尤其应该让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全面转型，以调控增值税、消费税的方法入手，减轻国内企业与消费者的负担。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应该积极考虑缩减开支，防止出现减税之后的赤字增长。

外部经济减速，导致国内产能闲置，根源在于西方负债型消费模式导致中国产业规模过度扩张，而现在由政府出面投资基础设施，很有可能给未来造成更大规模的产能扩张，从而加剧了周期性调整的难度。

要消除这些年来微观企业的过度扩张，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鼓励企业之间相互并购，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是启动国内的自主消费需求，而不是由政府代表消费者来花钱。与此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不仅适用于微观的企业，也适用于各级政府，这样就能够帮助政府在缩减开支的情况下，为减税留出足够的空间。

责任编辑：朱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