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袭警案：如何应对风险社会

７日下午至８日凌晨发生在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的围攻交警中队事件，在市、区两级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安抚家属、垫付经济赔偿、刑拘肇事的政府工作人员之后，至８日上午已基本平息。当地民政局长与死者家属一道，护送死者李国超的遗体前往殡仪馆安放。事发地社会秩序恢复平静。（11月9日新华网）

又一起突发性公共危机得到和解，是欣慰还是释然？这一次深圳袭警事件中，应该说，政府部门善后之举有诸多可取之处，比如没有渲染“不明真相的群众”，也没有声称严惩参与者，先行向死者家属垫付了２０万元，并向死者家属保证，在未经家属同意的情况下，不对尸体作任何处理，安排法警进行验尸需经家属签名。这些行为是取得家属谅解的善意举措。

尽管类似突发性公共危机得到了有效善后，但我们并不值得庆幸，更应该看到背后的种种不乐观之处。应该看到，类似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不断出现，预示风险社会已经到来。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U·贝克就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有两个：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审之以深圳袭警等一系列事件，便可看出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

其实，许多突发性公共危机在爆发之初并不让人惊悚，如果控制得当，是可以避免的；其起因也并不复杂，有时仅仅是小事件，但正是这种小事酿成了大的危机。为何一件小事端能酿成大的危机？笔者以为，除了一些人的确是趁机作乱、发泄不满，还与当下的民意情绪分不开。具体而言，民众对政府部门失去足够的信任，怀有一定的成见，这种情绪又难以得到宣泄，一旦找到机会便会爆发。而一些政府部门为何失去公信力，这应该从其身上找原因。正如中央党校教授蔡志强认为，由于不恰当的管束和存在缺陷的政策实施，使危机中的群众将常态环境下蕴集的不满和抗逆心理急剧释放，形成类似汹涌激荡的钱塘潮一样的社会冲击力，进而引发较大范围内的社会失范。

因此，不能把风险社会归咎为民众，归因于民意的愤怒情绪，更应该从制度上找原因，从职能部门上找原因。比如袭警行为之所以成为一种事件，引得数千人参与，又与当前警民关系紧张分不开。因此，要降低民意情绪，就需要职能部门在维护社会公平上着力，培养民众的社会认同感。政府有责任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引导社会实现利益的自我调节，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政府部门惟有作出更多的制度善意，才会降低民意怨气和减少突发性公共危机。来源：《燕赵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