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数量激增与胜诉率低现象重审视

从贵州瓮安事件到上海杨佳案，从广东凤铝状告中国篮协到于芬叫板体育总局游泳中心，“民”与“官”的矛盾从来没有离开过公众的视线。10月28日《半月谈》报道称：“民告官”案剧增，一年达10万件以上，不过“民”的胜诉率却不足三成。表面上看，案件数量的激增是矛盾凸显的表现，但法律专家将“民告官”的意义更多地归结于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政治生态的文明程度的提升。

把视野放到江苏的“民告官”中，重新审视数量激增与胜诉率低的现象，会发现行政诉讼对官场气氛的悄然改变。在中国的官场规则里，“一把手”对一个政府机关或部门的运行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让“一把手”们更贴切地感受到“民告官”带来的警示和意义，往往事半功倍。在江苏，各级法院近年来都在大力推进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各地的作用也各不相同，甚至带着明显的“地域特征”，或绵柔，或刚烈。

快报记者为此在苏南苏北实地调研数天，力求展现在行政诉讼背后，官场规则正在进行着的变化。

行政“高压”

无锡把“一把手”逼上被告席

2006年以前，无锡行政诉讼近二十年，“一把手”出庭寥寥数人，到了今年上半年，已有近两成“一把手”坐在了被告席上。

和其他地区对行政首长出庭率的数量和百分比追求相比，无锡似乎更看重“质”：在法庭上，“一把手”们坐姿不正不行，不说话不行，用作报告的方式说太多话也不行……

如果“一把手”嫌这一切太麻烦想请假，那至少要得到市政府秘书长的书面同意。而他们所有的这一切表现，都会被记录在案，一份留在法院，另一份送给市政府法制办，列入他们的年终考核。

被“逼”上被告席的“一把手”们，不得不正视法律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