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西方流行乐带到北京

1985年4月10日，英国“威猛”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的演唱会，让他们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支到中国办演唱会的西方流行乐队。当时的票价是5块钱，相当于普通中国人半个礼拜的工资。对那时还穿着白衬衣和灰蓝褂子，刚开始接受香港流行乐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前所未见，充满刺激的演出。这场历史性演出是乐队经纪人西蒙·纳贝尔一手促成的。这位现年69岁的英国老人如今定居在泰国。

为了能够让“威猛”乐队到北京演出，我先后去了中国13次。1983年秋天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时，我对能否办成这场演唱会仍然毫无把握。住进酒店，我立刻打电话联系上了一位中国的部长助理，想约他吃饭。但直到返回伦敦他仍没给我任何回音。1个月后我再次到中国，他终于答应来我住的酒店面谈，这让我喜出望外。一番寒暄之后我才明白，这位部长助理其实是分管能源的，而他把我错想成是一位从江西到北京求购煤炭的商人了。后来，我认识了当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负责人周仁凯（音），在当时只有他领导的机构有资格为我的乐队发邀请，我听说这个权力是邓小平授予的。

刚开始运作“威猛”乐队时，我想用3年把他们打造成世界最著名组合，但事实上那并不可能。乔治·迈克尔（乐队主唱）痛恨媒体，又不想做没完没了的巡演。我只能想别的办法，比如让“威猛”成为第一支到中国演出的西方流行乐队。1985年时，“威猛”已红透英国，想让他们在西方能有更大知名度就是我把他们带到中国的初衷。我对中国官员们说，如果“威猛”能来中国演出，所有外国新闻媒体都会来报道，西方国家会相信中国真正对外开放了，这将极大帮助中国吸引外资。最终我们达成了协议。

得知“威猛”的演出获得了允许，我首先邀请英国驻华大使届时出席，大使一口答应。我当时高兴坏了，因为我知道一旦英国大使出席，中国会安排同样级别的官员到场，那么这场演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官方文化交流活动”了，而这也是自撒切尔夫人与中方签署香港主权归还协议后，两国间首次文化交流活动。此后，我开始频繁往返于伦敦和北京，中国的官员们都熟悉我了：这是一个一心想把自己的乐队带到中国演出的老外！

为给演出造势，我请北京年轻的学生们在他们的校园留言板和校刊杂志上帮我宣传，很快“威猛”的名字在这些年轻人中变得无人不晓。当我们对外发售演唱会门票时，我决定随票附送两盘“威猛”乐队的专辑磁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希望每个来看演唱会的观众都将手中多余的一盘磁带转送给朋友，或在市场上出售，这对于在北京宣传“威猛”再好不过了。

现在想想，当时的中国的确还很落后，即使在北京也只有喜来登长城饭店和假日酒店这两家高级酒店被西方人熟悉。我也住过其他酒店，可惜都不够干净，而且没有基本通讯设备提供。在那段时间我也去过上海,那里的情况比北京还糟。我没找到一家高品质酒店，即使是在当地最好的酒店里，我还是在床垫里发现了虫子。1985年后，我只在去年去过一次中国，还是去北京。故地重游，北京已从着装单调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现代大都会。无论在哪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变化。

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将西方流行音乐带给中国的老外，当年这场演唱会推倒了中西方文化间的栅栏。人们自此看到了一个不断现代化的中国和一群自由享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年轻人。对我来说，音乐经纪人的生涯已经结束。我现在做的就是写书，做点有关音乐产业的讲演，或受邀担任顾问。顾客多是西方人，他们都很想从我这里了解中国。我也很愿意帮中国音乐人打开西方市场，可惜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本报驻英国特约记者纪双城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