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东亚,欧洲人首先创造的概念
“亚洲”或“东亚”的含义其实很模糊。无论从地理、文化、风俗、政治的角度,亚洲都很难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在不同语境下,亚洲的内涵完全不同。18世纪伏尔泰憧憬东方,把它看作是与封建和宗教束缚下的欧洲不同的开明社会;19世纪马克思主义者讲“亚细亚生产方式”,又将它看作是落后于资本主义欧洲的停滞的典型;二战时日本为美化其侵略而宣扬“大东亚”,则是把亚洲看成一个种族群体。
“亚洲”是一个欧洲人创造的概念。笔者所在的学校,设有东亚系,这在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大学中相当普遍。东亚系的学生并非都是学习东方文化的西方人,其中有很多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学生。同时在其他系科,也大量存在中国学生做中国研究,日本学生做日本研究的现象。东亚人要去西方,用非母语来学习自己,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仔细想想,这正体现现代东亚的处境:东亚是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一个组成部分。在自身传统断裂、无法依靠传统知识认识自己的时候,东亚人不得不借助别人的视角。
西方的政治普遍主义,以自由主义为价值前提,以民族国家为主权单位,以选举政治为合法基础。政治普遍主义的背后,又深藏着西方文明的普世论。今天,这种普遍主义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恐怕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去思考,亚洲或东亚,究竟有没有必要?如果有,它意味着什么?
东亚虽然是一个别人想像出来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它是完全虚构的。暂且不论古代遗产,东亚国家最大的共性之一,就是它们都曾在现代化过程中,拒斥过亚洲。日本19世纪末兴起的“脱亚论”是最为明显的例子。福泽谕吉讲“脱亚”,与其说是否认日本作为亚洲国家的身份,不如说是要求日本摆脱传统的文化体系,加入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民族国家秩序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后期以来,每一个东亚国家,包括中国,都经历了“脱亚”的过程。既然亚洲被认为是愚昧、落后和停滞的,那么对现代化的追求,总是和否定亚洲、否定自己的过去捆绑在一起。
这个过程至今仍未结束,表现在:东亚政治体间的主权、领土关系,一直没有圆满解决;此间矛盾大多纠结着历史问题;而历史上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时常在现代观念的导演下,成为新的矛盾。在历史和现实矛盾的重重交织之下,东亚民众常常互指为最大对立面,以此作为自我认同的基础。他们突出自身特质,同时又指责对方搞“狭隘的民族主义”。
可以说,长期以来,亚洲人谈论“亚洲那些事儿”,都不自觉地采用着欧洲式的理论:过去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现在则有民族主义和自由民主等等。当这些逻辑在国际关系中,更多是在激化而非解决矛盾,特别是有些规范本身也不为西方遵守时,有一项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就是:反思“脱亚”的现代化的弊端,重新整理共同的历史遗产,用新的视角思考过去和未来。
重新思考东亚,首先是应对西方普遍主义挑战的需要。比如,东亚各国各民族的生存经验不同于欧洲,之间的交往、融合和共存长达数千年,国与族的界限相对模糊。近代国家、种族、民族的概念则倾向强化界限,用刻板的分治取代有机的融合。不考虑这个历史特点,用分裂和僵化的主权、民族和民主概念取代共同交往的经验、取消近代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政治遗产,不但会导致国家内部动荡,也必然令一些地区矛盾更趋恶化。随着东亚与欧、美渐成鼎立,东亚民族必须结合历史经验,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地区整合方式。
其次,21世纪初东亚整体的复兴———包括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一些地区经济及安全机制的初具雏形,特别是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为重思东亚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今天,东亚的含义与过去并不相同,亚洲不再是封闭与落后的象征,东亚独特的发展道路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东亚的含义。东亚概念是在欧洲“普遍历史”的视角下被创造的,这使得东亚民族属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他们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成就都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下衰落,而他们中的成功者,都是在部分否定、部分吸纳的探索过程中,创造出自身的发展模式。建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有利于东亚塑造认同和自信、减少排斥与敌意。▲
(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