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东亚，欧洲人首先创造的概念

“亚洲”或“东亚”的含义其实很模糊。无论从地理、文化、风俗、政治的角度，亚洲都很难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在不同语境下，亚洲的内涵完全不同。18世纪伏尔泰憧憬东方，把它看作是与封建和宗教束缚下的欧洲不同的开明社会；19世纪马克思主义者讲“亚细亚生产方式”，又将它看作是落后于资本主义欧洲的停滞的典型；二战时日本为美化其侵略而宣扬“大东亚”，则是把亚洲看成一个种族群体。

“亚洲”是一个欧洲人创造的概念。笔者所在的学校，设有东亚系，这在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大学中相当普遍。东亚系的学生并非都是学习东方文化的西方人，其中有很多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学生。同时在其他系科，也大量存在中国学生做中国研究，日本学生做日本研究的现象。东亚人要去西方，用非母语来学习自己，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仔细想想，这正体现现代东亚的处境：东亚是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一个组成部分。在自身传统断裂、无法依靠传统知识认识自己的时候，东亚人不得不借助别人的视角。

西方的政治普遍主义，以自由主义为价值前提，以民族国家为主权单位，以选举政治为合法基础。政治普遍主义的背后，又深藏着西方文明的普世论。今天，这种普遍主义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恐怕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去思考，亚洲或东亚，究竟有没有必要？如果有，它意味着什么？

东亚虽然是一个别人想像出来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它是完全虚构的。暂且不论古代遗产，东亚国家最大的共性之一，就是它们都曾在现代化过程中，拒斥过亚洲。日本19世纪末兴起的“脱亚论”是最为明显的例子。福泽谕吉讲“脱亚”，与其说是否认日本作为亚洲国家的身份，不如说是要求日本摆脱传统的文化体系，加入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民族国家秩序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后期以来，每一个东亚国家，包括中国，都经历了“脱亚”的过程。既然亚洲被认为是愚昧、落后和停滞的，那么对现代化的追求，总是和否定亚洲、否定自己的过去捆绑在一起。

这个过程至今仍未结束，表现在：东亚政治体间的主权、领土关系，一直没有圆满解决；此间矛盾大多纠结着历史问题；而历史上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时常在现代观念的导演下，成为新的矛盾。在历史和现实矛盾的重重交织之下，东亚民众常常互指为最大对立面，以此作为自我认同的基础。他们突出自身特质，同时又指责对方搞“狭隘的民族主义”。

可以说，长期以来，亚洲人谈论“亚洲那些事儿”，都不自觉地采用着欧洲式的理论：过去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现在则有民族主义和自由民主等等。当这些逻辑在国际关系中，更多是在激化而非解决矛盾，特别是有些规范本身也不为西方遵守时，有一项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就是：反思“脱亚”的现代化的弊端，重新整理共同的历史遗产，用新的视角思考过去和未来。

重新思考东亚，首先是应对西方普遍主义挑战的需要。比如，东亚各国各民族的生存经验不同于欧洲，之间的交往、融合和共存长达数千年，国与族的界限相对模糊。近代国家、种族、民族的概念则倾向强化界限，用刻板的分治取代有机的融合。不考虑这个历史特点，用分裂和僵化的主权、民族和民主概念取代共同交往的经验、取消近代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政治遗产，不但会导致国家内部动荡，也必然令一些地区矛盾更趋恶化。随着东亚与欧、美渐成鼎立，东亚民族必须结合历史经验，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地区整合方式。

其次，21世纪初东亚整体的复兴———包括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一些地区经济及安全机制的初具雏形，特别是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为重思东亚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今天，东亚的含义与过去并不相同，亚洲不再是封闭与落后的象征，东亚独特的发展道路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东亚的含义。东亚概念是在欧洲“普遍历史”的视角下被创造的，这使得东亚民族属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他们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成就都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下衰落，而他们中的成功者，都是在部分否定、部分吸纳的探索过程中，创造出自身的发展模式。建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有利于东亚塑造认同和自信、减少排斥与敌意。▲

（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