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农地改革的另一面：让农民“聪明”起来

今天人们谈论台湾的农地改革，不宜只看地权重分配这个简单的面向，而必须更注意，如何让农民变聪明、有能力。农民有了接近、参与，甚至创造市场的能力，他们就不会受到剥削。当大陆进行农地改革时，很有必要配套形成提升农民能力的架构及措施。

作者:南方朔 台湾知名媒体人

本名王杏庆，原籍江苏无锡，台湾著名学者、评论家，曾任台湾《中国时报》主笔，创办《新新闻》周刊。曾被台湾《天下》杂志评选为50年来影响台湾的200位人物之一，理由是“面对台湾这个思想贫乏的社会，他努力读书，持续撰述，期能从自学的民间学者成为思想家。”

人们在思考及谈论问题时，通常都会有一个最大的盲点，那就是，把自己没有的都说成很伟大，并因此养成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习性。有的把问题“泛道德化”，有的则“泛意识形态化”，或“泛开放化”、“泛制度改革化”。从单一观点切入看问题，不能说不对，但它的片面狭隘，最后难免会出现“旧问题未解决，反而制造出更多新问题”的窘境。

许多人谈到台湾1947至1963年间完成的土地改革，包括“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台湾当年的农地改革，确实达成了小农私有土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进而安定农村，以及让地主阶级的资本被导向到工商资本等政策目标。所有的这些，有关的报告和学术研究，都不难找到，但过去的报告和研究，却似乎普遍都缺乏“机能性”这种观点的解释，意思就是说，台湾的农地改革到底是透过什么机能的支撑，而得此成功并不至于失败？台湾的农地改革又造成了农村及农民什么机能性的改变？

无论任何社会，农民皆注定为最弱势的一群。农民在信息流动的管道里属于最末端，在资本及市场上也距离最远，这种弱势位置使得农民只得非常迟钝而贫穷地过着生活。一旦无法生活即出售土地，让豪强兼并，本身即流离失所，成为动乱因素，这乃是古代中国王朝反复的主因之一。近年来南亚及拉美开始推动农民的微型金融，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农民借着做小生意而学习“接近市场”的能力。而恰恰好的，台湾的农地改革整个配套，就是比这些早了半世纪的先驱试验。台湾的农民较为聪明灵巧，他们每户土地多半不到一公顷，但却能把这么小块土地的效用极大化:农民懂得品种改良，懂得合作运销，懂得弹性调整经营方式，到了今天，农民更会搞休闲农业，无污染有机栽培与养殖，有些甚至还有本领自创稻米、蔬菜、花果及茶叶等的品牌，以及呼朋引伴到大陆，更大面积的开创。台湾农民这种能力的培养与成长，才是农地改革里，可能比地权分配更重要的成份。如果只有土地分配，而缺乏对农民能力的培养，它所造成的激励会很短暂。一般人说台湾农地改革，只强调分配面，而较少谈能力培养的这一面。这并非以前的人无知，而是农民及穷国的“接近市场的能力”(Accessible to market)这种思维角度比较后期才受到人们注意。

因此，台湾农地改革，有关“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这些部分乃是地权的重新分配。它的过程及完成的数据，都不难在官方文书和官方资料库里索骥。本文所想强调的，乃是台湾如何让农民变得聪明，如何培养农民“接近市场的能力”的这个部分。它对大陆未来的农地改革或许反而有更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