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美式“旋转门”转出金融危机

美国老百姓最近有些烦。面对次贷危机，美国上下都不知道尽头会在哪里。冤有头，债有主。华尔街乱成这个样子，平头百姓开始把矛头指向了两类“少数群体”。一类是金融公司的高管大亨，他们在过去一些年里，不断玩弄新鲜的金融花样，在使自己连年往腰包里装进亿万美元的同时，也使美国患上了“金融狂热症”。另一类是美国政府高官。他们坐视过度金融创新的风险，反而一步步放松监管，让人怀疑他们是与金融寡头穿了连体裤。

这两类人实际上都是美国的精英群体，前者可称为事业精英，后者可称为统治精英。按通常的说法，美国社会之所以有活力，就因为包括金融大亨、商业领袖和大学教授等在内的事业精英，和政府官员之间有灵活便捷的交流机制，也就是所谓的“旋转门”。大公司的总裁、大学教授摇身一变成为政府高官，或者政府高官解甲之后又做起教授总裁。不过，凡事有利即有弊。那些出身大公司的统治精英们，虽然暂时“出嫁”到了华盛顿的深宅大院，但娘家的利益却还念念在心。另外，美国不像中国实行的是官员终身制，一届政府期满，就可能有一大批高官要挂冠而去，政治精英在台上的时候，不为大老板们做些有好处的事，那他们下台之时，又怎能在大公司谋个高薪的总裁、董事或者高级顾问之类的职位呢？

目前华尔街和美国金融体系的乱象，就暴露了“旋转门”所结出的不良果实：强势政治经济资本的相互勾结。去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便有媒体和议员指出，曾任高盛集团总裁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涉嫌帮助高盛操纵股市。而《石油战争》一书的作者威廉•恩达尔则撰文认为，2006年少数大金融公司和石油公司联手推高世界油价，“刚从高盛来到华盛顿的财政部长保尔森要么知道、要么协助他人对当时居于高位的油价进行了操纵”。

凡对美国社会变迁有所关注的人都会知道：最近一二十年来，美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财富分化，已经日趋明显，财富越来越向少数权势阶层集中。罗斯福新政至上世纪70年代末所出现的强大的中产阶级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经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新保守主义的洗礼，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今天的美国再次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镀金时代那样，少数富豪阶层高踞财富金字塔顶端，大部分人处于财富金字塔底部。这个新镀金时代的到来，与美国社会两种精英群体的“同舟共进”就大有关系。在里根主义作用下的诸多政治决策，如放任市场、建立小政府、减少金融监管、对富人减税等，背后都离不开强大金融和产业集团的游说诱导。

从道理上讲，美国有良好的司法系统，可以防止政治精英公开为大公司、大企业做代言人。但司法所干预的更多是形式，有时并不能决定实质。政治精英推出有利于大公司和富人的政策，完全可以在公开辩论、符合程序正义的情况下进行。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被称作为“安然漏洞”的《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便是后来破产的安然公司给了美国国会议员数以百万美元影响决策的结果，该法案乃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领域最为激进的放松管制的措施。

天使的另一面是魔鬼。美国式的“旋转门”，在如今的金融危机中尽显了其魔性的一面。它的魔性还不止于此。美国国防和军事部门的高官离职或退役后转到大军火公司任职，则是形成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的重要因素，它给美国的军事黩武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土壤，而它还将给美国的国家命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就更值得人们反思了。▲(作者是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