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和麦凯恩，哪个上台比较好？

9月26日，美国大选首场辩论如期举行。评论称，这是一场“自由与民主”对阵“保守与共和”的辩论。选举越深入，对于美国的老外们来说，陌生的话题就越多。在美利坚的语境中，何为“自由”，何为“保守”？两党的思想分歧究竟在哪里？究竟谁上台会带来更大利处？

不可忘却头顶上的“天国”

如果谈美国而忽略天国维度，便是从头就走岔了，从《独立宣言》开始就走岔了。

毛泽东曾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用来形容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最是恰当不过。不但两党各自都有实力相当的对立党；而且，由于此处无暇涉及的种种历史原因，两党内部都有着形形色色的派别。某些派别的思想倾向，甚至与对立党的主流同流。有的选民，登记是民主党，却因价值观更投合共和党而投共和党的票，最后被人冠以“里根民主党人”的称号（里根是1981至1988年的共和党总统）。或者，派别主张的实际效果，与对立党的政策无异。例如，共和党内，有一群传统的地缘政治派，他们与民主党的主流一样，也对出兵伊拉克颇为反感。

由于这些个复杂性，要比较两党的思想分歧，难免长篇大论，一个简易的办法是对照双方的极端。这样的对照，并不能精确地反映全景画面。本文将在第二部分，即讨论两党思想分歧对白宫的政策有什么影响时，予以适度纠正。

共和党的极端是所谓的福音派基督徒；民主党的极端是所谓的学院左派——在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里，教职人员的捐款，95％以上交给民主党。“文明冲突论”的倡导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这位本身是终生民主党人）在2004年出过一本书，题为《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他在书中将这两端的分歧总结如下：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美国出现了一个生活方式国际化的精英阶层。他们仍然服膺美国宪法所体现的理想，仍然相信这些理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真理，但是，他们对美国文化抱着一种相对主义态度，似乎学英文读莎士比亚与学西班牙文读《堂吉诃德》没有区别。失去了文化上的偏向之后，他们的忠诚往往倾向于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或者跨国大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他们在国内，从“美国大熔炉”转向文化多元主义；国际上则一贯是多边主义者。精英和民众最严重的分化，还在于对待宗教的态度。90%的美国人仍然声称信仰上帝；但精英通常对宗教敬而远之，甚至认为那是“落后”的标记。

美国的政教分离相当彻底，为什么对待宗教的态度如此重要？因为新教信条是美国立国基石。我们大概都听说过《独立宣言》中的警句：“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英文原义是上帝造人平等，上帝予人以权利。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约瑟夫·拜登（此人并非学院左派）曾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他在一次大法官听证会的开场白里说：“作为天父之子，我相信我的权利不是从宪法里推导出来的……这些权利是造物主给予我和我的公民同胞的。”但是，对那些不信教的学院左派，权利的来源就不可能如此直截了当。

于是，对宗教的态度，就影响到理解美国宪法和政府如何卫护宪法的一个根本关键：民众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还是民众在宪法成文之前已经拥有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宪法仅是保障这些权利？如果是前者，社会进步就意味着提出各种宪法修正案炮制权利，今天是不可歧视少数族裔，明天是妇女同工同酬。如果是后者，凡是宪法未曾明文规定的权利自动归民众所有，去实践就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指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就所谓的“女性平权修正案”投反对票，声称麦凯恩无视女性权利。但在保守派看来，从《圣经》到美国宪法，泛称人为 men（狭义指男人）时就包括了 women（女人）。读《圣经》的人都这样理解，有什么必要替不上教堂的女权主义者特意加一条修正案，虽非文字上但其真实含义是指明宪法（正文中没有“女人”字样）里的 men都有 women之义？吃饱了撑的？纯粹是政治作秀骗选票嘛。

福音派基督徒与学院左派的很多标志性分歧，都可追溯到对待宗教的态度。比如堕胎，后者认为是女权，前者认为每一条生命都是宝贵的，上帝造人自有他的计划，母亲不可僭越妄为。再比如佩枪，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底以五比四的投票结果裁决：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明文规定，宪法保护美国公民的个人拥枪自卫权。保守派相信佩枪是宪法成文之前民众已经拥有的权利；学院左派则认为粗野的美国人也该讲点文明了——如果权利是从宪法里（推）导出来的，解释宪法的人自然也可将某些权利推（导）出去。

中国人谈美国，看到的往往是中美两国。其实，这是一段三国（中国、美国和天国）演义。如果谈美国而忽略天国维度，便是从头就走岔了，从《独立宣言》开始就走岔了，在《独立宣言》的开头几句就走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