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国际贡献赢得世界认同

● 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威望和代表权的“含金量”，并不像国内一些媒体宣扬的那样

● 中国还不太熟悉刚进入的国际环境,不太懂得如何以自己的努力和贡献驾驭外部形势,不太明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历史含义和战略后果

我们确实在国际事务中缺乏高度的参与热情

实事求是地讲，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中国在这一重大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在很多时候是不如另外几个大国的，广义地说，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威望和代表权的“含金量”，并不像国内一些媒体宣扬的那样或普通百姓以为的那样，实际上，中国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以迅速增长和超大规模的经济力取胜。

“中国人买什么什么便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就降价”给人的突出感受是，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再多几个地球也不能填满中国可怕的胃口，这种感觉无疑会带来负面的、不受欢迎的印象。我的一个分析是，中国国内的经济重心仍在、并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人的消费欲望、市场冲动和经济建设的加速，特别是对外部能源、原材料日益增长的需求，还会强化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消极印象。这是我们的外交部门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局面，是我们的外交研究家和国际战略制定者不得不大力增信释疑的根本原因。

从另外的方面观测，除开经济利害关系和战略考虑之外，我们确实在国际事务中缺乏高度的参与热情，已有的一些贡献和义务或多或少与中国的经济驱动因素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或者是与“特殊内政”的外溢（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法轮功问题在海外引起的麻烦）相关。例如，中国外交部门最近几年设立的特使和专门办公室，如非洲事务及达尔富尔特使、中东问题特使、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方办公机构，都直接间接与我们的石油和安全战略有关；中国倡导建立或作为重要成员的一些区域性合作形态，如“上海合作组织”、“湄公河流域多国开发合作”等，直接惠泽于中国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官在许多场合，把“招商引资”、“推销中国货”，作为自己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我们的外交外事部门，也常常把大部分精力和资源用于研判、处理中国公民及财产日益增多的海外风险和事故；中国代表在安理会和其他国际场合投下否决票的时候，远远少于赞成票和弃权，而为数不多的否决权使用通常与中国的战略和经贸利益有关（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

中国人国际意识的加强是一个迟早将到来的现象

全力保证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最重要的外交使命，它比起过去那种一味对外“输出革命”、不管本国民众需要的做法和想法好得多。对此，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对意见。毕竟中国改革开放只有短短的三十年时间，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自然还不太熟悉刚刚进入的国际环境，不太懂得如何以自己的努力和贡献驾驭外部形势，不太明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历史含义和战略后果。譬如说，亚马孙森林流域一些物种濒临灭绝的前景，非洲内陆小国卢旺达十多年前发生的种族间大仇杀，某些跨国界跨区域难民的生活状态，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还是一些太遥远、与己关系不大的事态。

然而，上述局面可能会逐步改变。一方面是因为外部世界对迅速成长的中国有更多的压力或期待，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公民和地球村一员的意识也在增强。我们必须想清楚一个道理：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加深，中国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状态不可分离。

中国人如果想要自己生活得更美好，必须努力让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也朝同一个方向发展。为此，必须做出符合全球五分之一人口份额的贡献。假使说，我们现在的国际援助能够达到整个GDP的千分之一左右，那就是每年三四十亿美元的数额，一个可以比现在做更多的事情的数额；虽然它离一些发达国家承诺的捐献还有很大差距（例如北欧一些国家目前把它们自己国家GDP的千分之七、八用于国际援助），但中国集中财力办大事、办急事的优势，可以对国际关系中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的缓解做出重要的推动。关键一点是，假使这些援助不断增长，并不直接与中国的经济利益或安全需求挂钩，而是完全取决于国际组织的请求和国际危机的程度，由有公信力的国际组织加以支配和调度，而且中国公众乐意见到这种情况的发展和延续，那么，我可以说，中国到达了一个新的台阶，真正是一个充满慈善目光和全球责任感的风范大国和民族强者。

这里最重要的，在于公众的自觉意识，而不是光依靠政府的动员和调度。如果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也体现出在四川大地震时出现的公民觉悟和自发创举，中华民族就一定能为“和谐世界”的建设和当今世界各种重大矛盾的处理做出贡献。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个迟早将到来的现象，我们也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如何创造新时期的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提供公共产品，莫因善小而不为

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要处理好这样几对关系。一是“大与小”的关系。所谓“大”，是指国际关系中大的贡献，多边会议上大的创意，大国关系中有示范效果的协定等，总之是容易让人产生惊喜、相对过去而言有突破性进展的国际公共产品，如新的国际维和机制或新的全球贸易协议之类；但事实上这一类大的成功非常不容易，可能一个大国很长时间才做出一两件这类公共产品。国际范围更多存在的、相对容易的，是那些比较小的倡议、次领域的安排、局部的创新。但我们不要忽略后一类看似比较小的贡献，它们能聚沙成塔、积小胜至大功，同样能引导人类的进步和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地中海小国马耳他在60年代后期首创的“人类共同遗产”概念，新加坡和一些拉美中小国家在70－80年代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过程的推动，都是这方面好的事例。中国是一个进步很快的大国，但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的后来者，要虚心向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各国学习，要学会从小的地方做起，“莫因善小而不为”。例如，一个小的国际救援队，一次加入国际NGO的志愿行动，一笔看似与我毫无利害关系的，提供给边缘国家或边缘物种的捐款基金，都是中国人迈向重大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的具体步骤和台阶。

二是处理好“远与近”的关系。从中国既往贡献的数量不算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分析，它们中多半是提供给周边地区，特别是一些邻近国家。这些当然是必要的和优先的，但今后我们也应考虑向更远更宽广的国际范围做出更大更重要的贡献，如维和、环保、防治艾滋病等领域的东西。比较有信心地说，国人会逐渐理解它们的重要性，也愿意增大责任；真正不太容易的，是那些看似与我无关的全球公共服务、物品和倡议，如对极地上空臭氧层空洞的防范遏制、对全球公民社会各种思潮和运动的引导梳理，或者是经济上无利可图的国际救助和慈善事业，对库尔德族、巴勒斯坦族等濒危民族的国际援助及政治安排等。提供后一种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是更困难的事情，只能随着中国从小康社会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不断过渡，随着中国公民国际意识的不断加强，中国才有可能加大投入分量和比重。但我想指出，外交工作必须先行一步、未雨绸缪，有相应的制度创新和资源准备。

三是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未来中国作为世界强国可能提供的各种国际公共产品中，多数具有“补缺”的性质，即通过增加、改进国际公共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弥补现有体系的不足，如对国际粮农组织的援助及对非洲饥民的帮助，这属于“立”的性质；但是，也肯定有一部分内容会与长期占据国际体系支配地位、属于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提供方的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矛盾，如对国际核资源管理规则的修正倡议，等等，带有“破”的特点。现在欧美日对中国崛起的忧虑，相当一部分源自后一类情况；它们担心强大之后并且占有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会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我们外交的实际工作也已经看到这种前景和一些“未言明”的防范，外交研究工作也要做出有针对性的探索，力争中国站立大国行列的过程是一种“软着陆”，使“破”与“立”之间保持顺畅、平稳和均衡的对接。▲（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