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源于曾国藩？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的《爱民歌》是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甚至是从后者演变来的。这种说法对吗？本文在详细考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产生过程的基础上对此作了回答

关于二者关系的三种观点

观点一:借鉴说。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直接渊源于《爱民歌》，二者有极强的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宋树理、刘金元、王泉初等学者。宋树理在《毛泽东评点曾国藩》一书中说，毛泽东“效仿曾国藩治军的《爱民歌》，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显示出了二者极强的联系性与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可是，宋树理在强调二者的联系和借鉴时，没有列出任何具体的史实。刘金元、王泉初在《曾国藩家府收藏的历史性贡献》一文中写道:“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曾将曾氏多则经典语录抄于读书笔记《讲堂录》上，他曾经也从蔡锷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吸取爱民、爱兵、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教育)的精华，曾国藩曾作有《爱民歌》”，“毛泽东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细细比较，二者从中有着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然而，这里说的细细比较，只是二者字面上的比较，也没有提出史实根据。

观点二:参照说。比“借鉴”说更进一步的，是“参照”说，即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参照了曾国藩《爱民歌》。

观点三:影响说。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另一些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角度来讨论问题，只认为《爱民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联系或文化上的影响。例如，国内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在《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书中探讨早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时关注到了毛泽东与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曾国藩之间的某些联系。他说:“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没有丰富的中国文化作养料(包括曾国藩的言行)，就产生不出他这样一个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伟大革命家来。”但李锐只是概括地指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养料的吸取，并未作无端推测，这表明他治学的严谨。历史学者王子今在《毛泽东品题曾国藩》一文中探讨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时说话也很慎重，他认为毛泽东为红军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曾国藩治军经验的某些影响。”王子今的这些话很注意分寸，同样没有作无端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