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慎言恰能构成有力制衡

当布什政府推出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时，100多名美国经济学家署名反对。他们反对什么？仅仅是一个救市方案吗？不是。经济学家所反对的，从本质上来说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自身最根本的局限性——理性不足，反对的声音恰恰体现了观点多元化对人们自身理性不足的弥补。经济学家的反对声音有助于政府克制对自身理性的幻想，并有助于政府认识到自身的局限。

毫无疑问，现在全球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甚至可能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华尔街的神话在人们面前轰然倒塌，大量的财富灰飞烟灭。投资者也好，企业家也罢，个个都极度沮丧。前路漫漫，是否还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危机是否可以提前预示？提前避免？经济学家们开始进入沉思。所幸，现在的经济学已不是费雪时代的经济学，现在的经济学家也比费雪更谨慎。当年费雪做出足以毁灭其一生的财富和幸福的预言，已经深深烙入现代经济学家的脑海。稍稍明智一点的现代经济学家，已不再轻率发表预测性言论。但这不等于说经济学家就该躲进书斋，回避对经济现实的看法。

很多人都问同样的问题：经济学家是不是很没用？每次危机来临，似乎都无法预料，也都缺乏特效的应对方案。在一般人看来，经济学家就应该和高明的医生一样，药到病除。尤其是，很多人幻想经济学家应该就是隐士般的老中医，只要一搭脉，或者如小说中所写，只要搭根红线，就能够判定病人的病情。让人失望的是，再厉害的经济学家似乎都缺乏这种本事。每一次危机来临，经济学家们都还在犹豫，并且非常谨慎的判断经济趋势。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研究越深刻、知识越丰富的经济学家，言谈则越谨慎。当某一项对老百姓或者企业家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出台之前，总会面临一些经济学家的反对。

经济学家的这种怀疑态度并不表明其一贯的与人作对的立场。这种怀疑只不过是经济学家慎言的体现。如同人们常说的，知道得越多，反而越感觉自己的不足。当布什政府推出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时，100多名美国经济学家署名反对。国内一些人就此发表文章，要么盛赞这些经济学家的“良知”，要么批评这些经济学家的“无知”。前者的理由是，市场有其自身的波动和内在调节机制，政府救市只会帮倒忙；后者理由则更为可笑，认为保尔森和伯南克原本就是对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理解极为深刻的专家学者，而署名反对的经济学家们多半不懂货币金融。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实际上都在用某种过激的言论来博得眼球而已。

这些经济学家反对什么？仅仅是一个救市方案吗？其实不是。如果布什政府推出一个不救市的决定，同样会遭致另一批经济学家的反对。白宫无论推出哪种政策，都会面临反对的声音。经济学家所反对的，从本质上来说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自身的最根本的局限性——理性的不足，反对的声音恰恰体现了观点多元化对人们自身理性不足的弥补。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就是此意。国内的一些人恰恰没有理解观点多元化的重要性和本质。一听到有反对声音，就以为这些经济学家在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前提下来维护对市场的信念。这恰恰是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不理解。也许这些人已经习惯于一种声音的世界，只要听到有不同的声音，就表现出神经质。

实际上，经济学家从来就没有在经济问题的理解上完全达成一致。能够达成一致的，比如曼昆在其畅销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中所总结的十大原理，也仅仅是代表了经济学家在一些最基本问题上的共识。而对于更多的经济现象，经济学家要达成共识，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种分歧恰恰说明了两点：第一，现实世界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第二，经济学家也是普通人。这两点其实也内在相关。如果这个世界非常简单，那么即便是普通人，也能够给出很透彻的理解；如果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如果经济学家是超人，同样也能够给出清晰的解读。遗憾的是，现实世界太复杂了，而经济学家再怎么不断努力去创新知识，也只能试图穷尽其中的某一个角落而已。

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只要是人，就存在理性的局限。在理性的约束下，即便习得深厚的专业知识，或许可以弱化该局限，但也可能强化它。道理很简单，越专业的人士，目光反而越狭窄，所谓一叶障目。经济学家仅仅在自身的领域中体现出某种敏锐性，水平越高的经济学家这种专业局限会越大。但相对于现实世界来说，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不仅仅是影响一个领域。以美国这次推出的救市方案为例，该方案看似救助房地产市场和华尔街，实际上同样会影响到家庭和其他实体部门。但对于保尔森和伯南克领导的政策团队来说，同样会面临专业的局限，也就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负面影响。100多名经济学家的署名反对，恰恰是对布什政府救市方案的一种修正。也正是很多人的反对，才使得救市方案更加谨慎和完善。

天气预报经常报不准，地震预测就错误更多了，但能否由此就断定天文和地理学家都很没用呢？天文和地理学家与经济学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有限理性对复杂世界。正是这样一个窘境在不断推动着科学的进步。经济学家知道自己的局限而慎言，反映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逐步成熟。而经济学家的这种慎言恰恰对政府构成了一种最有力的制衡，即经济学家的反对声音有助于政府克制对自身理性的幻想，并有助于政府认识到自身的局限。经济学家的这种作用并不在于其是否是某某主义者，而在于其是否作为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经济学家的分工是多元化声音的基础，也是观点制衡的前提。也正是这种分工，才使得各种过激的行为得以遏制。(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