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国家所有制下不能产生真正企业家

马国川

“一个坚定的市场价格论者”

经济观察报：中国有一批经济学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同时他们又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改革开放，你就是其中的一员。

张维迎：这不奇怪，因为中国的改革不是按照一套缜密的计划展开的，而是边摸索边前进。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中有许多人还不知道经济学是何物。恢复高考那一年，我报考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录取时被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系，学的就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西北大学缺少像北大这种师资结构，没有教西方经济学的。毕业后我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学的专业还是政治经济学。如果不是偶然的机遇，我的思想不会有彻底变化。

经济观察报：什么机遇？

张维迎：1982年2月在西安召开了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这次年会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我们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那时我23岁，被推选代表小组到大会去发言，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关系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议。

经济观察报：记得茅于轼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你的发言给他印象很深刻。

张维迎：茅于轼、杨小凯、田国强这些人我都是在这个会议上认识的，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杨小凯和茅于轼先生，茅于轼讲的择优分配原理对我的启发很大，使我对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模糊地认识到过去大学四年学的政治经济学有问题。会后，我在西安一家专门卖内部书的外文书店买了英文版的萨缪尔森 《经济学》和台湾翻译出版的JohnDue与RobertClower合著的《中级经济分析》。我就以这两本书为蓝本，自学现代经济学。同时我还组织了六位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办了个 “读书班”，系统地自学《微观经济学》。每周我们聚一个下午，我来主讲。你要给别人讲，你自己首先搞明白。这样半年多下来，“老师”的角色迫使我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理论进行严格推导，真正搞明白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价格理论”。同时我也在看另外一些书，包括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还有英文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等等，慢慢形成了对市场概念的一个基本理解。到1983年底的时候，我脑子里的市场经济概念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价格信号，一个是企业家。

经济观察报：大概在“读书班”前后，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文章《为钱正名》，也引发了一场风波。

张维迎：那是读书班之后的事情。文章是1983年8月发表的，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提出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所以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文章发表后赶上“反精神污染”运动，全国掀起一场针对我观点的大批判，《中国青年报》等报纸整版整版的批驳文章，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西北大学校方承受巨大压力。学校研究生处处长把我叫去，说：维迎啊，党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再说了，发这样的文章，也没找领导报批，这怎么行呢！在北京的茅于轼先生则来信勉励我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我回信说，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