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踩刹车何谈刹车失灵

作者：孟波(资深评论员)

奶粉危机事件，引发各界反思。最突出的反思有两种，一种将危机界定为“制度失灵”，从而呼吁制度重建。另一种将危机界定为“市场失灵”，从而呼吁道德重建。然而在我看来，目前这场公共危机，既扯不上制度失灵也扯不上道德重建。

制度失灵，是指制度执行后仍然没有效用。其前提是，现有的制度已经严格执行。

此次，奶粉危机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呢？首先是随机执法制度没有执行好。三聚氰胺等有毒有害物质固然不是日常食品安全检验对象，但是，执法部门依然有义务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随机抽查。2007年4月11日，CCTV《焦点访谈》曾经报道过牛奶掺进蛋白粉的报道，相信执行部门不可能不获悉。同时，据新华社报道，由于中国出口美国的宠物食品添加三聚氰胺引起美国的家养猫狗死亡，国家质检总局曾于去年5月进行专项抽查，抽查范围包括奶粉、液态奶等12类800个批次。也就是说三聚氰胺早已进入质检部门的视野，并且曾经进行过抽检。至于为何未检出，我们不得而知。

再者，免检制度的修正机制严重空转。免检制度固然有问题，但不足以致命。《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8条明确规定：“用户、消费者有权对免检产品进行社会监督。”今年3月三鹿集团多次接到消费者反映奶粉问题。6月，有消费者向国家质检总局网站留言投诉。7月，甘肃一家医院通过电话向省卫生厅报告，婴儿患泌尿系统结石病例明显增多，食用的均是三鹿奶粉……如果这些“社会监督”能够得到重视和反馈，相信奶粉危机不至于蔓延到如此地步。

因此，奶粉危机谈不上“政策失灵”，它完全是政策执行问题。正如，如果根本就没有踩刹车，何谈刹车失灵？

此次奶粉危机也扯不上道德重建问题。

9月16日，日本贩卖毒大米的老板中川昭一自杀，让深陷奶粉危机的国人感慨良多：中国缺少一种耻感文化，道德重建刻不容缓。其实，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这种自杀文化是一种需要外力推动的耻感文化，并非源自信仰和自我约束的罪感文化。这种耻感文化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常常失效。主动谢罪固然是倍感羞辱，但何尝不是基于命运的自我预期。他很明白不论他谢罪与否，接下来法律都会给他一个了断。

这种耻感文化，在中国并不缺乏，中国缺乏的只是产生耻感的外界压力。法律惩戒，媒体批评，社会评价等都未能执行到位。套用朱学勤先生一句话，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有耻辱，却无耻辱感的时代。原因何在？制造悲剧者，没有代价或者代价太小，制造耻辱者，不受惩罚或者惩罚太轻。

对于奶粉危机，我不反对反思，但我认为目前紧要的不是反思，不是制度重建，不是道德重建，而是把现有的制度和法律实实在在地执行好。

海恩法则说：“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都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抓住一个先兆胜过一千次反思；消灭一个隐患，胜过一万次“重建”。

反思太多，执行太少；说的太多，做的太少。中国的不少事情都是这样，是改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