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我军比西方军队承担更大牺牲和社会责任

在全国人民抗击雪灾的战斗中，参与其中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再次吸引了全中国人民的目光。可以说，没有军人的参与，就没有这次抗击雪灾的胜利。每当重大的灾难来临，为什么冲在最前面的总是我们的子弟兵？在世界范围内，这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和我们这支有着80年历史的人民军队的性质有着怎样的关系？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公方彬。

记者：公副所长，在最近的抗雪灾的报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穿军装的官兵们顶风冒雪排除道路结冰、维护机场车站秩序的场面。而我们也不难发现，每次遇到大的灾难，我们的人民军队总是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清晰地记得10年前的那场大洪水中，我们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以血肉之躯对抗洪水的壮举。您觉得这和军人这个特殊群体的性质有着怎样的关系？

公方彬：我军是一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在80年的成长历程中，形成了“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结合其性质和传统分析这种行为，便很容易弄清问题的实质。既然是一支以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天职的军队，既然受党的绝对领导，那么，在人民的利益需要维护之时，在党提出要求、下达命令之时，自然应义无反顾，奋勇向前。

不仅如此，由于我军长期坚持维护人民的利益，并且生动而又丰富地表现于社会生活与行为习惯，从而保证了一代又一代的军人自发传承，尤其是这已经积淀和凝结为以“使命、忠诚、纪律、牺牲”为特质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深印于一个集团的精神世界的核心价值观，自然而然地影响和导引着每一个加入到集团中的青年人的价值取向。

除此之外，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判断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导向性力量，无形中影响着这支军队内每个成员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就是“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解放军”这句许多年前社会上流传的话语，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军人道德行为、道德形象的赞誉，同时也形成为道德标准和道德要求。

以见义勇为为例，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即使逃避，未必受到多大的责难，但是一个身着军装的军人没有冲上去，人民群众则无法接受，甚至公交车上的军人在很疲劳的情况下仍必须让座，因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雷锋故事中就是这样表现的。

记者：在很多人脑子里，军人更多地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使命更多的是保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但是，为什么在大的灾难面前，军人也同样需要承担如此重要的使命？灾难和战争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公方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努力为人民服务。”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国家的武装力量，必须“更好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要求军队“继续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所有这些意味着的必然是军队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起像这次抗雪灾一样的责任和义务。

至于你提出的灾难与战争的关系，对于军人二者有共同点和特殊要求。实质上，二者都是一种强力挑战，面前这种挑战，关键看谁能有效应对。战争是人类最高的竞技场，是人类社会发生的集团与集团的冲撞，要保证获得胜利，必须依靠组织严密、战斗精神高昂，且训练有素的集团来承担。

灾难也是一种高强度的挑战，只不过是自然界向人类发出的挑战，是自然力与人力的较量，既然到了灾害的程度，说明自然力量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非个体或弱小组织能够承担。这就需要拥有其他社会群体难以比拟的组织力与战斗力的军队来承担。

记者：公副所长，如果我们放眼其他国家的军队，当其他国家发生了比较大的灾难，他们本国的军队是否也需要承担抗灾救援的任务？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军队都是抗灾救援中最重要的力量？

公方彬：世界大多数国家，在面临巨大灾难之时，军队都要承担起拯救灾难的责任，并且是承担其中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所以有此共同点，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军队乃国家力量，也是人民养育的武装集团，其必须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二是军队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突击性，这相对于灾难的突发性特征，军队更富有应对能力；三是征服灾难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和牺牲，虽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相应的社会责任，但那属于道义上的要求，至于选择逃避，或是担当，全赖于灵魂深处的道德感。军人则不同，再大的危险，只要军令下达，则无法逃避，这其间并不仅仅表现于道德观念，还包括法的迫使。

诸多原因决定了，面对灾难，冲上去的必然是军队，必然是军人。这也是军队所以能够产生更多的英雄，所以能够形成崇高精神和优良道德品质的主要原因之一。

记者：我看到过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对1998年那次大洪水中中国军人的表现记忆犹新。文章中说，在现场，可以看到将军站在水里和战士一起扛沙包，如果不看肩章，甚至很难分辨出普通士兵和高级军官。在关于这次雪灾的报道中，我们又从电视上看到将军和战士们一起在高速公路上清除积雪的场面。

公方彬：我军政治工作突出强调的一个方面便是军官模范带头。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价值判断，决定了将军与士兵一同除冰雪，一起扛沙包，不足为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高级军官的职责要求，而是要看什么情况下与针对什么样的事情，假定走上战场，那么将军就不能和士兵一起冲锋，而是担负自己应有的使命。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这样的传统对我们这支有着80年历史的人民军队有着怎样的意义？

公方彬：至少存在两大意义，一个是保持一支军队的政治品格的需要，另一个是保持军队战斗力的需要。

从前者来看，每一支军队都有自己的品格和价值实现方式，既然我军从成立之日起，所坚持的宗旨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就不应改变这种已被历史证明的传统。从后者来看，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有着强大的战斗力？很重要的一点是解决了利益区分问题，弄清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因为利益具有导向性、根本性，并且是最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之一。因此，为谁的利益而奋斗，标志着不同军队的不同价值取向，进而产生不同的精神力量。

可以肯定，我军80年的成长历程圆满实践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性质和宗旨。这种“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既反映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相一致之时，也包括发生矛盾需要作出牺牲之时，既包括革命战争年代，也包括进入改革开放后，包括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各个历史阶段。

从目前我军的道义特征看，牺牲最彻底。比如遭遇生命威胁之时，是勇于面对，还是逃避，价值评判并不相同，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拥有紧急避险的权利，但军人没有。这一点世界军队有相似性。但在牺牲边界的划定上，我们这支军队显然比西方军队广泛得多。西方社会不会要求军人作法律和职责范围外的牺牲，而我军则要承担更多的牺牲和更大的社会责任。

军人认同了这种牺牲，接受了这种牺牲，因而获得了精神的升华，进而产生了无尽的力量。道理不难理解，无私者无畏，超越自身利益者，才会作出最大的牺牲，才会义无反顾，决绝前行。（本报记者 潘婷）

责任编辑：郝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