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他预见到了这一点 - 彭博社

中国的命运：人民在改革与压制中的动荡斗争 1980-1990

作者：爱德华·A·加根

双日出版社 -- 340页 -- $22.95

书背面的照片说明了很多：作者爱德华·A·加根，面带自满，双手叉腰，戴着洋基队帽子和深色眼镜，傲慢地站在天安门大屠杀后的北京一辆坦克前。你几乎能听到他在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

作为《纽约时报》1986年至1988年的北京分社社长，加根强调负面消息。他以自己的愤世嫉俗为荣，寻找邓小平改革的阴暗面。加根没有为中国社会日益宽容的异议感到兴奋，而是看到了其数十年来的压迫。他努力寻找其他人所忽视的故事。

不幸的是，他成功了。在《中国的命运》中，加根描述了他在中国期间目睹的令人沮丧的场景：福州的年轻妓女，上海的贫民窟，军队对独立思想的西藏人的镇压，失望的年轻诗人，管理学院的毕业生技能被浪费。对他来说，这一切加起来就是“一个并未因变化而振奋，而是被……不确定性和冲突所困扰的中国。”

加根强调了一个令人沮丧但如今流行的主题。他说，在对中国开放和经济改革的热情中，大多数美国人错过或低估了日益加剧的危机症状。邓小平的改革没有带来进步，正如世界许多人所相信的那样，而是释放了“不可避免”在天安门广场相撞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当这些冲突在1989年5月开始达到高潮时，加根在纽约，已经在为这本书工作。他跳上飞机前往北京。但与那些对大规模示威感到兴奋的人不同，加根感受到“迫在眉睫的灾难”。他感到一种“悲观主义，源于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老兵主导下根本无法改变。”

值得称赞的是，Gargan抑制了他的“我早就告诉过你”。他承认自己对暴行感到惊讶。“虽然我们许多人认为邓小平能够进行大规模镇压……但没有人，包括在北京的记者，当然也包括我，更重要的是，在那几周里我与之交谈的数百名中国人，都不相信他会在首都的街头屠杀自己的人民。”

Gargan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温斯顿·洛德领导下的官员们发出了最严厉的炮轰。他表示，他们不愿意考虑改革计划可能被削减或逆转的可能性。“他们对中国领导层‘一切都很好’的无批判接受”阻碍了现实的评估，Gargan写道。

这种盲目是Gargan认为严重缺陷的美国政策的一部分。被与中国建立友谊的观念所奴役，以对抗苏联威胁，华盛顿忽视了严重的人权侵犯。“未受污染的乐观”使美国误读了即将发生的政治动荡的迹象，并默许了“可憎的行为”。

尽管开头有些尴尬，但《中国产命运》总体上写得很好，然而仍让我们渴望更多的分析，并没有告诉我们中国的未来走向。在他对美国天真无邪的敏锐攻击之后，Gargan却跌倒了。他描述了1980年代中国共产党日益无关紧要的情况，并记录了关于中国为何如此落后的知识性思考。他专门用一章来讨论他最在意的问题——传统文化的破坏——甚至抱怨在北京找不到好的中国食物。

然后，他带我们进行几次中国之旅，提供了一种旅行日志或记者的笔记，而不是围绕他的主题展开。书籍在他对西藏文化破坏和暴力镇压的真诚愤怒中重新获得动力，并在他对1989年6月军队对无辜平民在北京的袭击的强烈、身临其境的叙述中达到高潮。

但是，Gargan反复使用“不可避免”和“无情”并没有很好地解释那一年爆发的潜在紧张局势。他未能证明改革派党首赵紫阳的垮台和天安门大屠杀是不可避免的。那个春天的事件是由于一系列事件的惊人巧合。在许多时刻，我相信，抗议者或领导人本可以做出决定以避免流血。显然，赵有一个强大的权力基础，否则老一辈人不会花那么长时间将他赶下台。

1980年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凡的十年。它的封闭社会显著开放，中央计划经济采取了许多市场措施。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被抛弃，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Gargan并不否认这些改善：他在关于农村生活的章节中描述了这些。但他谈论的不是进步和改革，而是“变化”和“动荡”。

Gargan的悲观主义，似乎因天安门镇压而得到合理化，让他对中国未来得出唯一的结论：那将充满暴力和混乱。他以引用一名学生低声说：“在中国历史上，总是有血。”结束。

我和许多人认为他太严肃了。尽管1989年的挫折，当前的压制气候无法长久地持续下去，邓小平和他年迈的同事们也无法长存。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学到了太多，并且对自己的生计获得了太多的控制，无法永远被压制。很难相信加根采访的“数百名中国人”没有让他相信这一点。